第420章 一切都值 (第2/2页)

三天后开庭。
　　
　　工地老板带来了三个“工友”，证言一致：农民工自己违规操作，且本身有旧伤。
　　
　　农民工在轮椅上，气得浑身发抖，嘶哑地喊：“他们撒谎！我根本没有旧伤！他们是一伙的！”
　　
　　但没有证据。
　　
　　医院的病历里，没有旧伤记录。
　　
　　最终判决：农民工承担主要责任（70%），工地老板承担次要责任（30%）。赔偿金额从八十二万，变成二十四万六。
　　
　　工地老板当庭表示服从判决。
　　
　　农民工当场哭晕过去。
　　
　　二十四万六，扣除律师费、诉讼费，到手不到二十万。而后续的康复治疗、终身护理，每年至少要五万。
　　
　　他活不了几年。
　　
　　杨为民拿到了那五万块钱。
　　
　　给妻子交了手术费，给儿子交了择校费。
　　
　　妻子手术很成功，儿子进了重点中学。
　　
　　一切都很“值”。
　　
　　从那天起，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顺。
　　
　　职位从审判员升到副庭长，再到庭长，最后到副院长。
　　
　　案子越接越大，从工伤赔偿到医疗事故，从合同纠纷到建筑工程。
　　
　　信封的厚度从五万，涨到十万，二十万，五十万。
　　
　　他学会了更安全的收钱方式：不直接收现金，而是通过远房亲戚开的咨询公司走账，以“法律咨询费”的名义。
　　
　　也学会了更专业的判决技巧：不在实体上明显偏袒，而是在程序上做文章——延长审理期限，要求补充证据，把简单的案子拖成复杂案子。
　　
　　等原告方耗不起，自然会接受调解，接受低额赔偿。
　　
　　那些因为他的判决而得不到公正的人，那些因绝望而自杀的受害者家属，在他的世界里，渐渐变成了卷宗里的一个名字，一个案号。
　　
　　直到三年前，他开始“协助”郑文渊。
　　
　　郑文渊代理的开发商案子，到了二审，总会找到他。
　　
　　每次都是“维持原判”。
　　
　　每次都有“咨询费”。
　　
　　杨为民用这些钱，送儿子出了国，在海南买了度假别墅，换了一辆奥迪A8。
　　
　　现在，郑文渊死了。
　　
　　但案子还在。
　　
　　钱还在。
　　
　　儿子在伦敦的花销还在。
　　
　　杨为民睁开眼睛，看向窗外。
　　
　　法院大楼的院子很安静，几辆车停在车位里。更远处是龙城的街道，车流缓慢移动。
　　
　　他想起那个瘫痪的农民工。
　　
　　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农民工的妻子来法院门口跪过，举着牌子，上面写着“冤”。
　　
　　保安把她赶走了。
　　
　　后来听说，农民工没钱继续治疗，肺部感染死了。
　　
　　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回了老家，再没消息。
　　
　　一条人命，五万块钱。
　　
　　杨为民当时安慰自己：就算判了八十二万，那个农民工也活不了多久。早死晚死，都是死。
　　
　　但偶尔夜深人静时，他会梦见农民工那双深陷的眼睛，死死盯着他。
　　
　　他会在梦里惊醒，一身冷汗。
　　
　　然后起床，去书房看儿子从英国寄回来的照片。照片里，儿子站在泰晤士河边，背景是伦敦眼，笑容灿烂。
　　
　　看着照片，心里的不安就被压下去了。
　　
　　值。
　　
　　一切都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