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父犬子》 (第1/2页)
光绪三十四年秋，霜降。
武昌城湖广总督府，青砖月洞门外两座石鼓沐于暮色。门楣“抱冰堂”匾额乃御笔亲题，金漆已见斑驳，气度犹存。府内此刻灯烛辉煌，八楹厅堂帘幕低垂，映得百盏玻璃灯流光溢彩。
今日是大学士张之洞七十有二寿辰。
南北名流来贺者如云。正厅悬一幅丈二《劝学篇》序言墨宝，笔力沉雄处可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字。此乃三年前御赐，著此宏论者，正是今日寿星。
“香帅到——”
一声唱喏，满堂肃然。
张之洞自内堂缓步而出，虽年逾古稀，脊背依旧挺直如松。他未着官服，只一身藏青直缀，腰间系一块温润白玉——那是三十年前督鄂时，门生所赠“守拙”佩。满堂宾客拱手长揖，他只微微颔首，目光扫过之处，众人皆觉清凛如霜。
“诸君请坐。”声若洪钟，却带三分咳音。
寿宴至亥时方散。宾客尽退，偌大厅堂唯余残烛摇曳。张之洞屏退仆从，独坐黄花梨圈椅中，望着那幅《劝学篇》墨迹，忽将杯中参茶一饮而尽。
“父亲，夜已深了。”张权自屏风后转出，手中捧一紫铜手炉。
这张权年逾不惑，身形微胖，面庞白净，身上那套五品鹭鸶补服浆洗得发白。他在衙门二十载，至今仍是个候补主事，分管的不外是书局校勘之务。
张之洞不应，自斟第二杯。烛光下，他脸上细密皱纹如典籍行间朱批——额间川字纹是甲午年连夜上疏所蹙，眼角鱼尾是戊戌年力保新政所熬，唇边法令是庚子年东南互保时所刻。
“陪为父走走。”老督堂起身，脚步微颤。
张权忙上前搀扶，触到父亲臂膀时，心中暗惊——那曾经日批千余公文的手腕，如今竟已枯瘦见骨。
二人穿廊过院，行至后园。时值深秋，满园菊花盛放，月光下如铺了一地碎银。园东有座“广雅亭”，亭中石案上笔墨纸砚齐备，镇纸下压着未完的《书目答问》校稿。
张之洞行至亭中，忽驻足望月，长叹一声：
“老夫十六中解元，廿七探花及第，卅五督学四川，四十抚晋，五十督粤，六十督鄂。兴学堂、办铁厂、练新军、倡实业，这半生奏疏两千三百道，未尝一日懈怠。”
他转身盯住儿子，目光如电：“而你，吾儿，在衙门二十载，止步主事。当年与你同科的李家小子，如今已是江苏布政使；翁师傅的侄孙，去年也放了知府。你呢？还在校那些故纸！”
夜风骤起，满园菊香中混入了老督堂身上的墨香与药气——那是数十载伏案浸入骨子里的气息。
张权垂首不语，只将手炉递上。许久，他轻声道：
“愚儿不及慈父万一。父亲十六中解元时，儿尚未出生；父亲四十抚晋时，儿方启蒙识字。虎父犬子，此乃天命。”
“荒唐！”张之洞拍案，震得砚中宿墨微漾，“什么天命！是你自己不上进！当年送你去同文馆，你三月便称病归；荐你入总理衙门，你旬日自请外调；让你协办汉阳铁厂账目，你竟将洋码算盘尽数记错！”
老督堂越说越急，花白长须在夜风中颤动：“我张之洞的儿子，竟是个连洋文算学都不通的庸才！你可知道，朝中有多少人讥我？‘张香帅一世维新，生个儿子却是旧朽’——这话，你以为为父听不见么？”
张权依然垂首，月光照着他微秃的额顶，那发际线与父亲一模一样。他忽然笑了，笑声很轻，却让张之洞一怔。
“你笑什么？”
“愚儿虽不及父亲万一，”张权缓缓抬头，眼中竟有一种张之洞从未见过的澄明，“但有一点，父亲不如愚儿。”
张之洞长眉微挑，右手下意识抚向腰间——那里本应系着他的“文襄”印，但今日寿辰，未携官印。这个动作是他四十年的习惯，每逢要事，必先抚印。
“哦？为父何处不如你？”声音低沉，如夜雨叩窗。
张权将手炉置于石案，整了整衣冠，对着父亲深深一揖：
“父亲儿不如我儿。”
张之洞怔住。
“父亲父不如我父。”
话音落，满园寂然。
唯闻秋风过处，竹叶飒飒，如万卷翻页。
张之洞死死盯着儿子，那目光似要将这候补主事生吞活剥。良久，他忽然仰天而笑，笑声如钟鸣磬响，震得檐下铁马叮咚。
“好！好！好！”他连说三字，每说一字，便向前一步，直逼到张权面前，“我儿不如你儿？我父不如你父？张权啊张权，为父倒要听听，你这二十载最大的‘政绩’，究竟是何道理！”
张权却不再言语，只从袖中取出一卷，双手奉上。
那是一册巴掌大的羊皮笔记本，边缘已磨损，封面上楷书“广雅札记”四字。张之洞一见此册，瞳孔骤缩——这是他随身四十年的手记，自他中举那年始，日有所录。十年前，他将此册传于独子张权。
“你这是何意？”
“父亲请看末页。”张权轻声道。
张之洞翻至末页，借月光细看，只见原本空白处，竟添了数行小楷。他年老目昏，凑近烛台，一字字读来：
“光绪八年腊月初七，权儿百日，父自山西归，抱儿于膝上，笑曰：‘此子当读新学’。是夜，父为儿记此册，愿以此册导吾儿一世明达。”
“光绪十七年重阳，权儿九岁，染风寒高热，父三日不眠，亲调汤药。愈后，父教儿《天文歌诀》，儿愚钝，诵三日不得一章。父不怒，反笑抚儿背曰：‘无妨，为父在，慢慢教’。”
“光绪廿四年春，权儿十六，欲留学东瀛。父不许，曰：‘新旧交替之际，为父身处风口浪尖，不愿吾儿再涉激流’。儿跪求三日，父终允，然将儿置于最安之处——武昌译书局。”
张之洞的手开始颤抖。
他继续往下读，札记上字迹渐密：
“光绪廿七年，新政受阻，父连上三疏。夜深时，父来书局，与儿对坐校稿，不言朝政，只论训诂。晨光熹微时，父忽道：‘为父若因此去职，你当如何？’儿答：‘儿必守好书局，待父平安’。父掷笔大笑而去。”
“光绪廿九年，父督鄂政成，太后赐匾。是夜，父未赴庆宴，先来书局，见儿正校《劝学篇》刻本，满手墨污。父不语，挽袖同校，至三更方毕。临去时，父拍儿肩曰：‘此亦维新’。”
最后几行字，墨迹犹新：
“光绪三十四年秋，父七十有二寿辰。儿今四十有三，守此书局十载矣。局中所译西书，无一谬误；所刊新学，无一禁毁；所聘译员，十载间无一人涉案，无一人弃职。”
“世人皆笑张之洞有犬子，不知犬子守书局十载，校父著《劝学篇》七版，勘父编《书目答问》三千条，护父译《天演论》等西学四十余种。”
“虎父生犬子，犬子再生虎孙——此非天命，乃人意也。父欲为虎，儿便为犬，守其庐，护其籍，待虎老时，仍有犬守门，虎孙可纵横天下。”
“今父高寿，儿亦中年。然可告慰父亲者：父亲一生为虎，儿一生为犬，孙儿张厚琬又为虎——张家三代，虎犬交替，此乃父亲不如愚儿处：父亲只有严父，而无慈子；愚儿却有严父，亦生虎子。”
读至此处，张之洞手中札记“啪”地落在石案。
他踉跄退坐石凳，长髯剧烈颤抖。七十余载人生，五十载宦海，什么风浪没见过，什么党争没经过，却从未如今夜这般，觉胸中波澜翻涌，几乎难以自持。
“你……”他指着张权，喉中哽咽，竟说不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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