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章：张艳红微薄工资的无奈 (第2/2页)

张艳红依然站在控制台旁，耳朵里塞着耳麦，眼睛看着监控屏幕，但大脑却在不受控制地思考那个无解的问题：十万块，怎么办？
　　
　　借。这是母亲说的，也是唯一可能的路。但向谁借？
　　
　　她快速在脑中过了一遍自己认识的人。
　　
　　家人亲戚：首先排除。家里亲戚都比她家还穷，而且因为父亲常年生病、哥哥不成器，亲戚们早就避之唯恐不及，不可能借钱。
　　
　　老家朋友同学：大多也在底层挣扎，结婚生子，自顾不暇。而且，她初中就辍学，和那些继续读书的同学早已断了联系。
　　
　　南城认识的人：快餐店的同事？都是临时工，流动性大，自己都活得艰难。服装店、超市的前同事？早已不联系。丽梅集团的同事？
　　
　　她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飘向不远处的李悦。李悦是她在公司唯一说得上几句话的同事，性格开朗，对她还算友善。但她们认识不到两个月，交情仅限于工作上的互助和偶尔的闲聊。而且，李悦也是普通员工，月薪可能比她高些，但也就四五千的样子，要租房，要生活，能有积蓄就不错了，怎么可能借给她十万？
　　
　　而且，她怎么开得了口？“李悦，能借我十万吗？我哥买房首付差钱。”这话说出来，连她自己都觉得荒谬，觉得无耻。她有什么资格，向一个认识不久的同事，借这么大一笔钱？人家凭什么借给她？凭她三千五的月薪？凭她还不确定的转正？
　　
　　这个念头，让她感到一阵强烈的羞耻。她低下头，不敢再看李悦。
　　
　　其他人：苏晴？林薇？韩总？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她自己狠狠掐灭。疯了。她一个底层试用期助理，去向总监、向特助、向集团总裁借钱？这已经不是荒谬，是疯狂，是自取其辱，是彻底断送自己在这家公司前途的愚蠢行为。
　　
　　而且，即使她疯了去开口，人家会借吗？苏晴也许会问她原因，然后冷冷地说“公司不是慈善机构”。林薇也许会表面温和但实际拒绝。韩总……她甚至无法想象那个画面。那个高高在上、永远冷静从容的女人，听到她这个蝼蚁般的员工开口借十万，会是什么表情？惊讶？厌恶？还是直接让保安把她请出去？
　　
　　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
　　
　　借钱的念头，在现实的墙壁上撞得粉碎。她没有任何人可以借，没有任何渠道可以筹到十万块。网贷、高利贷，是更深的深渊，她连想都不敢想。
　　
　　那么，预支工资呢？
　　
　　她再次计算。即使她能预支未来一年的全部工资，也不过四万二（三千五乘以十二）。而且，她还在试用期，公司规定试用期员工不能预支工资。即使能，她有什么理由？“我哥买房首付差钱”？这个理由，只会让公司觉得她家庭负担过重，不稳定，可能影响工作，甚至可能因此不给她转正。
　　
　　转正。想到这个词，她的心又是一紧。她的试用期是六个月，现在才过去两个多月。如果因为家庭问题影响工作，如果因为精神状态不佳导致出错，苏晴会怎么评估她？林薇会怎么记录？韩总……会不会觉得她不堪大用，直接让她走人？
　　
　　失去这份工作，她就彻底完了。连每月三千五的收入都没有，连城中村五百块的房租都付不起，连父亲的药费都拿不出来。到那时，她就真的走投无路了。
　　
　　所以，她不能出错，不能表现异常，不能让任何人看出她正背负着如此巨大的压力。她必须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专业，专注，高效地完成工作。
　　
　　可是，那十万块怎么办？那十天的期限怎么办？母亲的逼迫怎么办？
　　
　　无解。依然无解。
　　
　　演讲结束了，会场响起礼貌的掌声。张艳红机械地跟着鼓掌，眼神空洞。灯光重新亮起，嘉宾们开始走动，下午的茶歇时间又到了。
　　
　　她需要去协调茶歇的补充。她深吸一口气，调整表情，拿起对讲机，走向备餐区。
　　
　　但每走一步，都感觉脚上戴着无形的镣铐，沉重得让她几乎迈不开腿。那十万块，就是镣铐，是枷锁，是她无法摆脱的、正在将她拖向深渊的重负。
　　
　　四、微薄工资的无奈
　　
　　下午四点，庆典进入最后一个环节——行业论坛。
　　
　　嘉宾们重新入座，台上换了新的演讲者。话题转向更专业的领域，关于市场趋势、技术创新、商业模式。那些术语，那些数据，那些宏大的叙述，在张艳红听来，像来自另一个星球的语言，华丽，但与她无关。
　　
　　她的世界，缩小到那些冰冷的数字：三千五，十万，十天，三百四十七块。
　　
　　她想起在北方老家，那些关于“大城市”“大公司”的想象。在父母和乡亲们眼里，能进“大公司”坐办公室，就是“出息”，就是“有钱”，就是“好日子”。他们不知道，在大城市，“大公司”也分三六九等，而她，在最底层。他们不知道，三千五的月薪，在南城这个物价高昂的都市，意味着什么。他们不知道，她每天过着怎样节衣缩食、精打细算、如履薄冰的生活。
　　
　　认知的鸿沟，像一道天堑，横亘在她和家乡之间。她在天堑这边，背负着真实的重担。家人在天堑那边，活在他们想象的、被“大公司”光环美化过的童话里。
　　
　　“艳红啊，你在外头吃好的穿好的，坐办公室，吹空调，十万块对你来说不算啥。”
　　
　　母亲的话，再次在耳边响起。带着理所当然，带着不容置疑，也带着深深的、令人绝望的误解。
　　
　　她想大声告诉母亲：妈，我没有吃好的穿好的。我每天吃的是最便宜的泡面和盒饭，穿的是洗得发白的旧衣服。我也没有坐办公室享福，我每天挤公交地铁，加班到深夜，住八平米的出租屋，胃疼得睡不着觉。我的工资只有三千五，扣掉房租吃饭给家里的钱，就剩不下什么了。十万块，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是我十几年都攒不下的巨款。
　　
　　但她知道，说了也没用。母亲不会信，或者不愿意信。因为相信了，就意味着要承认女儿的艰难，承认自己的索取是过分的，承认那个“有出息”的幻想是假的。母亲宁愿相信女儿“自私”“忘本”，也不愿相信女儿真的如此窘迫，真的无能为力。
　　
　　这就是微薄工资的无奈。不仅仅是钱少，更是那种不被理解、不被看见、甚至被扭曲的艰难。你的每一分节省，在别人眼里是“抠门”。你的每一次拒绝，在别人眼里是“不孝”。你的真实处境，在别人眼里是“借口”。
　　
　　你无法解释，因为解释需要对方愿意倾听，愿意理解。而你面对的，是一道固若金汤的认知壁垒。
　　
　　张艳红站在控制台旁，目光落在会场那些光鲜亮丽的身影上。那些人，永远不会为十万块发愁。他们的世界里，十万块可能只是一次聚餐的开销，一件奢侈品的价格，一次短途旅行的费用。他们永远不会理解，对有些人来说，十万块是一座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足以引发家庭战争、摧毁一个人所有希望的巨款。
　　
　　阶层的差距，在此刻的会场里，以如此具象的方式呈现。她在最底层，仰望着那些高高在上的身影，中间隔着的不只是财富和地位，更是认知、是生活方式、是整个世界的运行逻辑。
　　
　　而她，被困在底层，背负着来自底层的重压，却还要努力维持表面的正常，努力扮演一个合格的、不出错的员工，努力不让自己被那重压彻底压垮。
　　
　　下午五点，论坛结束。庆典第一天的主要活动告一段落。嘉宾们陆续离场，去参加晚上的欢迎晚宴。会场里渐渐空旷，只剩下工作人员在收拾整理。
　　
　　张艳红和其他后勤组同事一起，检查设备，整理物品，为明天的活动做准备。动作熟练，但透着一种被过度使用的僵硬。她的脸色在会场逐渐暗淡的灯光下，显得更加苍白，眼神也更加空洞。
　　
　　“张艳红，明天早上七点，老地方集合，最后核对流程。”苏晴的声音通过对讲机传来。
　　
　　“收到，苏姐。”她平静地回应。
　　
　　挂断对讲机，她看了一眼时间：五点半。她可以下班了。但回到出租屋，面对的还是那个无解的问题，那十万块的巨石，那十天的倒计时。
　　
　　她背起帆布包，走向员工通道。脚步沉重，像踩在泥沼里。走出会议中心，傍晚的风带着凉意吹来，她打了个寒颤，裹紧了外套。
　　
　　街道上车水马龙，华灯初上。城市的夜晚，繁华而冷漠。
　　
　　而她，要带着那三百四十七块的存款，那十万块的巨石，那不被理解的无奈，回到那个八平米、月租五百、没有暖气、只有一张硬板床的出租屋。
　　
　　然后，在黑暗中，继续思考那个无解的问题：十天，十万，怎么办？
　　
　　她知道，她没有办法。但她必须想办法。
　　
　　因为，她不能失去那个家。
　　
　　即使那个家，正在以爱的名义，将她推向绝境。
　　
　　夜幕降临，城市灯火璀璨。
　　
　　而她，是这璀璨灯火下，一个背着沉重巨石、艰难前行的、渺小而孤独的影子。
　　
　　微薄工资的无奈，在此刻的夜色中，显得格外清晰，也格外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