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9章 新知与旧学 (第2/2页)

场面激烈，声浪渐高。李瑾冷眼观察，见在座许多年高德劭、学风正统的耆宿，虽未必全然赞同孔颖的激烈，但眉宇间对新学的疏离与疑虑显而易见。而年轻一辈中，不少人眼中则闪烁着求索与兴奋的光芒。这正是时代裂痕的缩影，旧日的庞大身影与新时代的躁动脉搏在此交锋。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气氛近乎凝滞之际，一位始终静坐旁观、银发矍铄的老者缓缓开了口。他是前太子宾客杨炯，学问渊博，德高望重，虽已致仕，一言仍可影响清议风向。他声音不高，却带着奇异的穿透力，让嘈杂的现场为之一静。
　　
　　“诸君之论，老夫听之良久。”杨炯抚须，目光平和地扫过众人，“孔颖之忧，在于道统之正；三郎之求，在于实利之兴。二者看似冰炭，然则，岂无相济相成之道？”
　　
　　他转向孔颖：“仲达，你重义守道，此士人风骨，无可指摘。然《易》有云：‘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又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圣人亦不讳言‘利’，所利者，天下万民之公利也。若格物之学，果能厚生利民、强固国本，此非‘义’之彰显、‘道’之践行乎？”
　　
　　他又看向李瑾：“三郎倡新学，志在富国惠民，其心可嘉。然则，治国平天下，终以人心为本，以教化为先。若士子皆溺于奇巧，德性不修，经史不读，则智巧愈精，或为祸愈烈。昔日公输般之巧，为墨子所屈，所恃者非技，乃兼爱非攻之大道。故，新学可兴，实利可求，然道统之本不可移，人心之教不可废。当使治新学者，亦通经义，明礼义廉耻；使习旧学者，亦知实务，不尚空谈虚文。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道器之辨，本末相资。如此，方是长治久安之途。”
　　
　　杨炯之论，是一种典型的折衷与调和。他试图在旧学的道德框架内，为“实学”、“新学”寻觅一个合法且从属的位置：可用于“致用”，但不可动摇“明体”；可追求“器利”，但必须服从“道本”。这代表了朝野间相当一部分稳健派士大夫的态度——他们看到了新学的实用价值，愿意接纳其带来的益处，但坚决要维护儒家意识形态的绝对主导与士人阶层的文化领导权。
　　
　　李瑾心知，在当下，这已是能为新学争取到的最佳空间。彻底颠覆旧有体系既不现实，亦非其初衷。他需要的，是一个让新思想、新方法、新技术得以存活、试验、成长的缝隙。他立即顺水推舟，郑重表态：
　　
　　“杨公高论，如醍醐灌顶，瑾受教匪浅。格物之学，所求无非‘真’与‘用’。明物理以致用，用之中自涵德行。譬如医者，必先怀仁恕之心，而后研习方技，此乃仁心仁术，本末一体。格物院诸生，除专攻艺业，亦需诵读经史，切磋义理，所育之才，乃是通经致用、明体达用之才，非仅知奇巧、不谙大义之匠。若能造就此等人才，方不负朝廷设学育人之本意。”
　　
　　他巧妙地将争论焦点，从根本性的“道器义利”之争，拉回到相对具体的“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一更易操作、也更具说服力的问题上，并承诺新学教育中会包含传统经学，以安抚旧学派的不安。
　　
　　上巳文会，在一种微妙而脆弱的平衡中落幕。没有胜败，但思想的裂痕已然公开，且更深了。旧学派依旧警惕，但杨炯的定调，为“有用之学”的有限存在开了绿灯。新学派则更加清醒，他们的道路必将伴随着与旧传统的持续摩擦、妥协与博弈。
　　
　　然而，思想的地火一旦喷涌，便难以遏止。洛水之畔的这场交锋，迅速化身为各种添油加醋的版本，在洛阳、长安的茶楼酒肆、书院学舍间流传。“道”与“器”、“义”与“利”、“古”与“今”、“虚”与“实”的辩难，从格物院的围墙内，涌向了整个帝国的精神领域。支持者与反对者都在聚集同侪，打磨论点，积蓄力量，准备着下一轮更为广泛、也更为深入的较量。
　　
　　回到格物院，李瑾望着“致知堂”的匾额，对身旁神色各异的陆明远、秦鸣鹤、宇文恪等人沉声道：“今日之辩，意料之中。新旧之争，非口舌可定，乃时势所趋。杨公所言‘本末相资’，是眼下可行之策。我等不必执着于经义词章之辩，当以实绩示人。新舰可曾试航？伤兵活人几何？纺机是否增效？钟楼可利民生？稻种能否增产？此等实实在在的功绩，一桩胜过万言空论。让事实说话，让生民受益，让国力增强，则新学之根基自固。然院内生徒，经史教化不可偏废，需使其知晓，吾辈所求之‘真’与‘用’，其归宿，终是‘善’与‘仁’，是天下生民之福。”
　　
　　他知道，这场思想领域的漫长变革，才刚刚开始。旧学的殿堂依然巍峨，新知的幼苗尚在风中摇曳。但种子已破土，辩论已启程。一个融合与裂变、固守与求索的时代，其思想交锋的序幕，已由洛水之畔那场并不风雅的争论，铿然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