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1章 佛寺占良田 (第2/2页)

李瑾静立班中，仔细聆听着双方的辩论。他深知，寺院经济问题，绝非简单的“宗教”或“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盘根错节的政治、社会、文化综合体。佛教经过南北朝至隋唐的发展，已深深嵌入帝国肌体。它不仅是信仰体系，更是庞大的经济实体、文化中心、社会组织和潜在的权力中心。武则天本人就崇信佛教，并积极利用佛教为自己执政提供合法性（如支持翻译《大云经》，暗示女主当国）。直接采取激烈手段“灭佛”或大规模“毁寺”，在当下政治环境下既不现实，也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甚至信仰危机。
　　
　　但问题确实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海贸带来的财富潮水，不仅滋养了新兴的工商业，也以“功德钱”、“还愿捐”等形式，极大地充盈了寺院的库藏。许多海商巨贾，如冯若芳、蒲同文，在暴富之后，往往将巨额财富捐赠给名寺古刹，以求“功德”，或为家族寻求精神庇护。这使得大寺院的财力更加惊人，兼并土地、经营商业的手笔更大。而寺院享有的免税免役特权，在商品经济日益活跃、土地兼并加剧的背景下，其危害性被成倍放大。它像一块巨大的海绵，不断吸吮着帝国的税基、兵源和社会财富，却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甚至与国争利的“国中之国”。
　　
　　争论持续了一个多时辰。天后武则天高坐帘后，始终未发一言，只是指尖偶尔轻轻敲击御座的扶手。最后，她将目光投向了李瑾：“李卿，你素来多有奇策，于格物、经济、海贸皆有建树。对此事，有何见解？”
　　
　　李瑾出列，行礼，声音清晰而沉稳：“陛下，天后。臣以为，韦尚书所忧，乃是实情。寺院广占良田，影庇人口，不纳赋税，确与国争利，侵蚀根本。然崔侍郎、李相所言，亦有其理。佛法慈悲，劝人向善，寺观亦可赈灾济民，安定人心。关键在于‘度’与‘法’。”
　　
　　他顿了顿，继续道：“昔日魏武、周武，手段过于酷烈，非但未能根除其弊，反易激起民变，有伤陛下仁德。今海内承平，国库虽因寺产稍损，然海贸之利可补。故臣以为，当以‘疏导’、‘整顿’、‘纳轨’为主，而非‘禁绝’、‘毁弃’。具体而言，可虑者三：其一，严控僧尼额度，沙汰伪滥。请旨令天下诸州，重核僧尼度牒，无牒者勒令还俗。严格出家程序，禁止私度。可设定各州僧尼总数上限，不得随意增加。其二，清丈寺田，限额课税。由御史台、户部、州县有司联合，清丈天下寺观田产，凡超出朝廷所赐及合法购置额度者，限期退还或由官府赎买，分给贫民。对合法寺田，亦可考虑仿照民田，征收适度‘助役钱’或‘香火税’，使其与国家共担义务。其三，规范寺产经营，禁绝盘剥。明令寺院不得经营高利贷（长生库可改为低息或无息赈贷），不得强夺民产，所营碾硙、店铺等，需照章纳税。同时，鼓励寺院将部分资财，用于修桥铺路、赈济灾荒、兴办‘悲田坊’（慈善医疗）、‘养病坊’等慈善事业，化利为善，彰其功德。”
　　
　　李瑾的提议，试图在尊重佛教社会功能与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之间寻找平衡。不搞一刀切的灭佛，而是通过制度性规范，将寺院经济纳入国家管理体系，限制其过度膨胀和对国家资源的侵夺，同时引导其发挥社会稳定作用。
　　
　　武则天听完，沉吟良久。她当然清楚寺院势力膨胀的隐患，但她也需要佛教这面旗帜。最终，她缓缓开口：“李卿所言，老成谋国。寺院之弊，确需整治，然不可操切。此事关乎重大，牵涉广泛，当从长计议，徐徐图之。可先由御史台、户部、鸿胪寺（兼管宗教事务）选派干员，赴畿内及河南、河北数道，查访实情，具实以闻。其余诸道，亦需严加约束，禁绝新的大规模‘舍田’、‘建寺’之风。至于清丈、限田、课税诸事……待查访明白，再行详议。”
　　
　　这是一个典型的武则天式的决策：承认问题，表示关切，派出调查，暂缓激烈行动，保持压力，观察风向。她需要更多信息，也需要权衡朝中各方势力，更要考虑如何将此事与自己的政治谋划相结合。
　　
　　朝议暂歇，但“佛寺占良田”引发的波澜，却已从伊水之滨，扩散到帝国的庙堂之上，成为一个必须面对，却又极其棘手的难题。这不仅仅是土地和财富的争夺，更是神权与皇权、宗教势力与世俗国家、既得利益集团与改革诉求之间，一场漫长而复杂的博弈的开端。而刚刚经历了海贸繁荣、经济大变革的大唐帝国，其社会结构的深层矛盾，也通过“寺院经济”这个突破口，清晰地显露出来。李瑾的“疏导、整顿、纳轨”之策，能否在各方势力的夹缝中推行，仍是未知之数。但变革的种子，已然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