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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4章 封赏道家宗

第264章 封赏道家宗 (第1/2页)

麟德十九年,夏。就在武则天御注《仁王经》的震撼余波尚未完全平息,天下僧俗仍在消化那字字千钧的朱批御注、各地寺院开始奉命镌刻御注碑文之际,洛阳宫廷的注意力,又以一种微妙而庄重的方式,投向了终南山方向。
  
  一、终南云雾,鹤影仙踪
  
  终南山,层峦叠嶂,云雾缭绕,自古便是道家洞天福地,隐士修行之所。在一条清幽的山谷深处,松柏掩映着一处并不宏伟、却格外清静古朴的道观——“玄都观”。此地并非天下知名的宫观,但近年来,却因观主司马承祯道长而声名渐起。
  
  司马承祯,字子微,河内温人。其人身姿清癯,道骨仙风,年约四旬,却已修行三十余载。他并非符箓斋醮、炼丹服饵的方术之士,而是精研《道德经》、《庄子》,兼修儒家经典,主张“坐忘”、“主静”,以澄心静虑、修养心性为修道根本。其学说融通道、儒,文辞雅赡,在士大夫阶层中颇有影响。更难得的是,他品性高洁,不慕荣利,多次婉拒朝廷征召和地方官吏的供养,潜心山中著述、授徒,著有《坐忘论》、《天隐子》等,阐发其“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的修行次第,在道教内部开一派新风,被誉为“心性道教”或“重玄学派”的杰出代表。
  
  这日清晨,玄都观内香烟袅袅,早课方毕。司马承祯正于观后静室中抚琴,琴声清越,有出尘之致。忽有弟子来报,山下来了一队仪仗鲜明的人马,打着朝廷旗号,为首者乃是一位身着朱袍的宦官和一位鸿胪寺官员。
  
  司马承祯琴声未乱,只淡淡吩咐:“请至客堂奉茶,容我更衣。”
  
  来者是宫中内侍省副监高延福和鸿胪寺丞王守拙。高延福满面笑容,态度极为恭敬:“司马真人,咱家奉天后陛下敕命,特来终南,宣召真人赴东都洛阳。天后陛下久慕真人道学精深,德行高洁,欲请真人入宫讲论道法,阐扬玄风。此乃道门盛事,真人万勿推辞。”
  
  王守拙也拱手道:“天后陛下对真人《坐忘论》、《天隐子》等著作,颇为赞赏,尝言‘此真得老庄之精髓,有裨治道人心’。此番相召,实是陛下崇道重玄、礼贤下士之盛意,亦是天下道流之荣光。陛下特赐紫金道冠一顶、云鹤纹绛纱道袍一袭、白玉拂尘一柄,以为信物,还请真人笑纳。”身后小内侍恭谨地捧上御赐之物,光华隐隐,非同凡品。
  
  司马承祯神色平静,并无受宠若惊之态。他沉吟片刻,道:“山野之人,疏懒成性,恐不堪供奉天颜,有负陛下厚望。”
  
  高延福早有准备,笑道:“真人过谦了。天后陛下深知真人性喜清静,不慕荣利。此番召请,绝非以俗礼相拘。陛下言,可于洛阳宫中僻静处,专设集玄院,供真人清修讲学。真人可随时出入宫禁,不受常朝约束。陛下但有空暇,便来问道,执弟子礼亦无不可。此乃旷古未有之殊遇,足见陛下诚心。”
  
  “执弟子礼”四字,分量极重。司马承祯目光微动,他并非不通世务之人,深知这“旷古殊遇”背后的政治意涵。天后刚刚以雷霆(而又巧妙)手段,通过御注佛经,确立了皇权对佛教的指导地位,此时又对自己这个并非道教主流领袖、但以心性修养和学术见长的道士如此礼遇,其用意,恐怕不止于“崇道”那么简单。
  
  他想起近几个月来,朝廷推行“限僧策”,佛寺震动。而一些道教宫观,尤其是一些靠近都市、拥有大量田产和“寄庄”(依附人口)的大宫观,其实也存在类似问题,只是规模不及佛寺,且因李唐皇室尊老子为祖,道教地位特殊,暂时未被重点整顿。但风声已然传出,据说《寺院道观管理条贯》的草案中,已将道观与寺院一体纳入“清田”、“限制度”的范围。天后此时高调抬举自己这个注重精神修养、相对清贫、且与那些“富观”无甚瓜葛的道士,是否意在传递某种信号?抑或是要在道教内部,树立一个符合朝廷期待的、新的典范?
  
  思及此处,司马承祯心中了然。他缓缓起身,整了整身上半旧的道袍,对高延福、王守拙稽首道:“陛下天恩浩荡,礼贤下士,山野之人,敢不从命?只是,贫道有三不:一不受官爵,二不预朝政,三不涉俗务。唯愿与陛下清谈玄理,论道修心。若陛下允准,贫道便随二位前往洛阳。”
  
  高延福与王守拙对视一眼,眼中皆有喜色。只要这位“司马真人”肯出山,条件自然好说。“陛下早有明言,绝不以俗事烦扰真人。真人所请,皆可允准。”
  
  数日后,司马承祯一袭御赐的云鹤绛纱道袍(他坚持平日仍穿旧袍,只在正式场合用御赐之物),乘坐朝廷提供的安车,在弟子数人陪伴下,离开终南,前往洛阳。消息不胫而走,天下道流为之侧目。
  
  二、集玄清谈,御前论道
  
  洛阳宫中,紧邻翰林院,新辟了一处清幽院落,题名“集玄院”。院内松竹掩映,清泉潺潺,陈设古朴雅致,藏书丰富,俨然一处世外桃源。司马承祯入住后,武则天果然信守承诺,并未以寻常臣子之礼相待,而是隔三差五,在处理完繁重政务后,轻车简从,来此与司马承祯“清谈”。
  
  所谓清谈,并非闲谈。多是武则天就《道德经》、《庄子》、《周易》及司马承祯著作中的疑难发问,司马承祯则从容阐释。武则天天资聪颖,又久经政治历练,所问往往切中要害,甚至暗合治道。
  
  一日,武则天问及“无为而治”。司马承祯答:“陛下,无为者,非拱默山林,无所作为也。乃不妄为,不强为,顺万物自然之理而行之。陛下统御万方,日理万机,此乃‘有为’。然陛下若能清静其心,明察秋毫,任用贤能,法令简明,使百官各司其职,百姓各安其业,不劳神于琐务,不逞智于巧诈,则虽日理万机,其心常静,其政简肃,此乃‘无为’之真意,亦合‘治大国若烹小鲜’之旨。”
  
  武则天颔首,又问:“真人《坐忘论》中,主‘收心离境’。然朕处宫阙之中,境遇纷繁,何以收心?”
  
  司马承祯道:“收心离境,非谓避世离俗。身在庙堂,心可超然。陛下但能于万机之中,常存敬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于得失之际,常怀虚静,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于裁决之时,明辨是非,摒除好恶,唯理是从。久久行之,则外物虽扰,我心自定,此即尘世中之‘坐忘’,忙乱中之‘泰定’。”
  
  这些论述,将道家修养心性的功夫,与帝王治国理政的心术相结合,深得武则天之心。她发现,与那些热衷于炼丹祈福、谈论符箓神异的主流道士不同,司马承祯的学说更注重内在心性的修养和智慧的开掘,更具理性色彩,也更易于与儒家治国理念、乃至法家的务实精神相融合。这正符合她目前“引导宗教,服务政治”的大思路。
  
  除了私下清谈,武则天还数次在公开场合,召司马承祯于贞观殿或集仙殿,与儒臣、学士乃至高僧(在控制下)进行小范围的“三教论衡”预演。司马承祯学识渊博,辩才无碍,阐释道家思想时常引儒家经典为佐证,强调“道”与“礼”的内在一致性,论述“清静无为”与“选贤任能、省刑薄赋”的治国方略相通,赢得不少朝臣的钦佩。其淡泊名利、专心学术的形象,也与那些汲汲于营建宫观、结交权贵、聚敛财富的“富观”道士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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