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5章 三教辩论坛 (第2/2页)
三、激辩与机锋
初步阐述后,进入相互辩难环节。气氛陡然变得激烈。
儒家王孝通率先向佛教发难:“慧沼法师所言,佛法劝人向善,深信因果,固然有益世道。然则,佛门倡出家修行,不事生产,不纳赋税,不敬君王(旧有‘沙门不敬王者’之论),甚而广占良田,影庇丁口。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家将不家。此等‘善’,于国何益?今天后陛下御注《仁王经》,明示僧伽当利国利民,敢问法师,佛门当如何践行此‘利国’之旨,而非空谈慈悲?”此问尖锐,直指佛教与世俗政权、国家经济的根本矛盾。
慧沼法师神色不变,从容答道:“王司业之问,切中时弊。然我佛慈悲,本怀在度尽众生,岂有害国损民之理?昔日僧伽或有不察,致有侵民之举,此非佛法之过,乃人之过。天后陛下整饬教门,正是去芜存菁,令正法得行。我佛门自当谨遵陛下教诲,严守戒律,导人向善。至于‘利国’,除劝善化俗外,亦可如朝廷所导,以寺产之余,行赈济、修桥、施药等善举,此皆利国利民之实。且我佛门义理精深,可安抚人心,化解戾气,使百姓安于现状,不起纷争,此亦大利于国。‘沙门不敬王者’乃旧说,我大唐僧人,皆为陛下子民,自当忠君爱国。”他巧妙地将问题归咎于“人”而非“法”,并全盘接受朝廷的整顿导向,将“利国”具体化为行善和稳定人心,姿态放得很低。
接着,一位华严宗高僧向道教发问:“司马真人高论,道法自然,清静无为。然则,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心本杂,欲望丛生。仅靠‘少私寡欲’之说教,如何能化导众生?且道家炼丹服饵,追求长生,此岂非最大之‘欲’?与‘清静无为’岂非自相矛盾?”
司马承祯微微一笑:“大师此言差矣。道法自然,并非教人绝欲,乃是教人认清欲望之本源,不为物役。如水之就下,自然而然。治国亦然,顺民之性,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辅之以法,而非强制禁绝。至于炼丹服饵,乃方士之术,非我道门之正统。贫道所修,重在心性,《坐忘论》有言,‘收心’、‘简事’、‘真观’、‘泰定’,**乃是涤除玄览,归根复命,与天地精神相往来,长生乃自然之结果,非刻意追求之目标。此与佛门之明心见性,亦有相通之处。”他划清了“心性道教”与“方术道教”的界限,并将自己一派的修行与佛教禅宗的“明心见性”类比,既回应了质疑,又展现了融合姿态。
又有儒家学士质问佛教轮回之说渺茫,道教长生之谈虚妄。佛道两家则反诘儒家过于拘泥礼法,难以解决生死根本问题。一时间,引经据典,唇枪舌剑,梵语、道藏、经文典故纷飞,精彩纷呈,却又始终围绕着“如何有益于治道人心”这个核心。辩论逐渐从教义高下,转向了哪种思想更能“辅助王化”、“教化百姓”、“安定社稷”。
四、天语定音,皇权裁断
激烈的辩论持续了近两个时辰。武则天始终端坐静听,目光深邃,偶尔与身旁的李治或李瑾低声交换一言。李瑾则专注地听着各方言论,心中不断评估、分析。
待到各方观点基本陈明,辩难渐歇,武则天轻轻抬手。全场瞬间安静下来。
“诸卿畅所欲言,穷理尽性,朕心甚慰。”她的声音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儒、释、道三家,源流有别,旨趣各异,然皆为我中华所用,浸润人心,由来久矣。今日听诸卿论道,朕有三思。”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三座高台,继续道:“儒家,定人伦,明纲常,乃治国之基石,立政之根本。无儒,则家国无序,上下无别。此乃国本,不可动摇。”
“释家,明因果,劝善恶,可安众生之心,慰生死之惑。去其伪滥,导其正途,可为王化之辅翼。天后御注《仁王经》,已明其要。僧伽当以戒律为本,以利生为务。”
“道家,法自然,贵清静,可涤烦虑,养心性。于世事纷扰之际,可为一剂清凉散。司马真人所倡‘坐忘’、‘主静’,有益于修身,亦有补于治道。”
“然则,”武则天话锋一转,语气转厉,“三教虽殊,其旨一也。何谓一?一于忠君爱国,一于导人向善,一于有益治道。凡背离此三者,无论其说如何玄妙,其法如何高深,皆为异端,非朕所取,亦非国法所容!”
“故朕以为,三教不必强分高下,当各尽其用。以儒为纲,正其根本;以释道为辅,化其人心。三教并用,如鼎之三足,共支社稷;如药之三味,共疗世疾。关键在于,皆需在王道之下,遵国法之规,行利国利民之实。”
“朕设此论坛,非为令尔等争胜,乃为令天下知:**在朕之天下,无有高于王法之教义,无有超越国是之信仰。三教菁英,皆为国用;三教信众,皆为朕子民。能导人向善、辅翼王化者,朕必礼之、用之、荣之;其有蛊惑人心、危害社稷、不遵法度者,无论释道儒,朕必惩之、禁之、汰之!”
“自今而后,三教人士,当共体朕心,恪守本分,阐扬正教,利乐有情。朝廷将设‘三教协调使’(临时虚拟官职,或由礼部、鸿胪寺兼领),专司协调三教事务,引导其为国为民效力。具体章程,着政事堂会同礼部、鸿胪寺详议。”
“此论衡之旨,诸位可明了?”
最后一句,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如同重锤,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臣等/贫道/贫僧谨遵圣谕!陛下万岁!天后万岁!”全场山呼,声震屋瓦。无论是儒家官员、佛门高僧还是道家宗师,此刻都清晰地意识到:这场“论衡”,没有真正的胜者或败者。唯一的胜者,是高踞御座之上,以无上权威,为三教关系、为思想信仰定下基调的皇权。从此,儒释道的“高低”,不再由教义本身决定,而由其对“王化”的贡献度、对“国法”的遵从度来决定。皇权,不仅是政治的最高裁决者,也成为了思想领域的终极裁判。
李瑾看着这一幕,心中了然。天后的总结,为下一步更深入的宗教整合与利用——无论是“三教合”,还是更具体的政策——铺平了道路。这场宏大的“三教辩论坛”,实质上是一场思想领域的“廷训”和皇权威信的盛大展示。它标志着,帝国对宗教势力的管理和引导,进入了以皇权意志为核心、系统化、制度化的新阶段。接下来的具体政策设计,将考验他和其他执政者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