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1章 太子监国政 (第1/2页)

麟德二十二年初春，洛阳宫城，紫微宫正殿的气氛，与殿外萌动的春意截然不同，沉肃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虑。御座之上，天皇大帝李治的面色在冕旒的阴影下显得愈发苍白，不时压抑的轻咳声，打破了朝议的庄重。他的风疾（高血压及相关心脑血管疾病）之症，近年来愈发沉重，尤其去岁秋冬以来，眩晕、头痛频繁发作，视力也大不如前，已难以坚持长时间处理繁重的政务。御座之侧，天后圣帝、圣母神皇武则天，依旧端坐如仪，凤目含威，扫视着殿中文武，但细心者能察觉，她望向李治时，眼底深处那一抹不易察觉的忧色。
　　
　　今日大朝，议题过半，李治已显疲惫，以手扶额。侍立在旁的御医悄悄示意近侍宦官。武则天微微颔首，目光转向文官班列前方，那个身着太子衮冕，身姿挺拔，眉目间已脱去稚气、渐显沉稳的年轻储君——太子李弘。
　　
　　“太子。”武则天的声音在殿中响起，清晰而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
　　
　　“儿臣在。”李弘出列，躬身行礼。
　　
　　“陛下龙体欠安，需静心调养。然国事繁剧，不可一日懈怠。”武则天缓缓道，目光扫过殿中诸臣，“自即日起，着太子监国，于东宫明德殿设政事堂分曹，总揽日常政务。凡百官奏疏，先呈东宫，由太子与东宫属官、北门学士（此处点名北门学士开始正式进入辅政体系）参详处置。事有常例者，太子可径直批答施行；事关重大或疑不能决者，呈送紫微宫，由陛下与朕裁断。每月朔望大朝，太子需将本月政务要略，面奏陛下与朕知晓。”
　　
　　此言一出，殿中微微一静，旋即响起一片“陛下圣明，天后圣明”的附和声。太子监国，并非罕事，太宗朝、本朝初年皆有先例。但在此刻，在“二圣临朝”体制已然稳固、天后权威如日中天、而天皇健康明显堪忧的背景下，这项任命的意义，远不止于分担政务那么简单。这标志着，帝国的权力核心，开始了有步骤、有规划的代际过渡尝试。太子李弘，这个在父母（尤其是母亲）巨大光环下成长起来的储君，终于要正式走到前台，在万众瞩目下，开始他作为未来帝国掌舵人的初次实质性演练。
　　
　　“儿臣……遵旨。”李弘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激动与忐忑，声音沉稳。他知道，这不仅仅是荣誉和权力，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以及无数双审视、期待、乃至挑剔的眼睛。
　　
　　一、东宫开府，北门辅弼
　　
　　诏令既下，东宫立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忙碌状态。原本主要用于太子读书、起居和举行典仪的东宫，其明德殿被迅速改造为临时的政治中枢。按照规制和李瑾的建议，参照外朝政事堂的架构，设立了简化的分曹：
　　
　　•左春坊（仿门下省），负责奏疏的初审、驳正与封驳，由太子左庶子（通常由德高望重、熟悉典章的老臣或李瑾推荐的稳重官员担任）负责，北门学士刘祎之、元万顷等以太子舍人、司议郎等身份入值，他们文翰出色，熟悉武则天执政以来的新政思路和文书流程，是实际上的核心智囊。
　　
　　•右春坊（仿中书省），负责诏敕的起草、审议，由太子右庶子负责，同样有北门学士参与。
　　
　　•詹事府（仿尚书省六部），综理东宫庶务，并负责将太子的处理意见形成正式文书，转发有司执行。詹事由李瑾亲自兼任一段时日，以确保平稳过渡，其下设丞、主簿等，多选用年轻干练、通晓实务的官员。
　　
　　•此外，还特设“咨议曹”，由李瑾定期召集一些退休的贤能老臣（如刘仁轨等，如身体允许）、学问醇厚的儒者，以及司马承祯这样与朝廷合作良好的宗教界人士，不定期为太子提供咨询，开阔视野。
　　
　　这个班底，既考虑了与朝廷现行体制的衔接，又注入了李瑾培养的“新政”人才（北门学士），还兼顾了传统力量（老臣、儒者），可谓用心良苦。其核心目标，是在确保政务处理符合“二圣”既定方针和效率的前提下，逐步培养太子的独立理政能力，并为他积累人脉与威信。
　　
　　每日清晨，天色未明，李弘便已起身，先至父母处问安，然后来到明德殿。案头上，已堆满了从各地、各部送来的奏疏。这些奏疏已经由通事舍人（隶属中书省，负责传递）初步分类：紧急军报、重大灾异、重要人事任免、涉及宗室勋贵、以及御史弹劾五品以上官员等“要务”，用黄绫包裹，需优先处理或直接呈送紫微宫；其余如地方日常政务汇报、一般刑名钱谷、礼仪祥瑞等“常事”，则用青囊，由东宫先行处置。
　　
　　李弘正襟危坐，开始了一天的“监国”工作。刘祎之、元万顷等人早已等候在侧，随时准备解答疑问、提供背景资料、草拟批答意见。起初，李弘面对纷繁复杂的政务，颇感吃力。许多地方事务的细节、律令条款的应用、官员之间的微妙关系，他并不熟悉。他习惯于先倾听北门学士们的分析，然后询问：“若依往例，当如何处置？若依新政精神，又当如何？叔父（李瑾）常言‘治大国若烹小鲜，需明火候，知权衡’，此事火候当在何处？权衡又在哪边？”
　　
　　刘祎之等人对太子的勤勉和虚心颇为赞赏，但也察觉到他性格中过于仁厚、有时略显优柔的一面。例如，面对一份关于某州刺史“催科稍急，致民有小扰”的御史弹章，李弘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刺史亦是为国征税，小民困苦亦需体恤，可否申饬即可，不必深究？”而刘祎之则会指出：“殿下仁心，泽被苍生。然法不可废，纲纪不可弛。刺史催科，固有国法可依，然‘稍急’致‘小扰’，其中界限需明。若确有过当，当按律问责，以儆效尤，否则恐开‘扰民无咎’之渐。可令该道观察使详查，若实有情弊，则按律处分；若御史风闻不实，亦当还刺史清白。是非明，则赏罚公；赏罚公，则政令行。”
　　
　　李弘听后，往往沉思良久，方采纳其议。他也开始有意识地阅读李瑾为他整理编纂的《贞观政要补遗》、《永徽以来典章制度辑要》，以及李瑾自己对历代治乱、特别是近期新政得失的点评笔记，试图从中寻找理政的智慧与分寸。
　　
　　二、初试锋芒，母子异同
　　
　　数日后，一份来自河南道的奏疏，摆在了李弘案头。内容是关于“三教同风堂”在地方推行中遇到的阻力。某县士绅联名状告当地“同风堂”宣讲生（多为当地落魄书生或还俗僧道）“妄解经义，淆乱乡塾，且借宣讲之名，行敛财之实，乡民多有怨言”，请求朝廷予以裁撤或严加管束。
　　
　　此事看似不大，却涉及敏感的意识形态政策。李弘召来刘祎之、元万顷商议。
　　
　　元万顷道：“殿下，‘三教同风堂’乃天后与相王为教化百姓、敦厚风俗所设，意义重大。地方偶有执行偏差，或小人借机渔利，亦在所难免。然其大旨不可废。臣意，可责令该道观察使及州刺史严查，若确有不法，惩处为首者，整顿宣讲生队伍，但同风堂仍当保留，并加强督导。”
　　
　　刘祎之补充：“不仅如此，还需令礼部下文，重申‘同风堂’宣讲之宗旨、规矩，明确其不得干预地方正常讼狱、赋税，不得强行摊派。可考虑从国子监或地方官学，选派品学兼优之生员，定期轮值宣讲，以提升其水准与声誉。”
　　
　　李弘点头，觉得此议稳妥。他提笔准备批示，但顿了顿，又问：“此事……是否需禀明父皇、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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