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0章 闺蜜 (第1/2页)
梁璐和吴惠芬的闺蜜情谊，要从三十多年前说起。
那是一九七六年。梁璐十七岁，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被推荐进了汉东大学。她学的是中文，成绩不算好，但人长得漂亮，家世也好，在班上众星捧月一般。
那时候大学里还没有恢复高考，学生都是推荐上来的，成分复杂，年龄参差，梁璐在其中算是最出挑的。
一年后，高考恢复了。
一九七七年冬天，五百七十万人走进考场，二十七万人被录取。吴惠芬就是其中之一。她比梁璐大一岁，但入学晚了一年，算起来反而成了梁璐的学妹。吴惠芬是杭州人，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在图书馆工作，算不上书香门第，但也是正经的知识分子家庭。她考进汉东大学历史系，成绩优异，为人温和，很快在新生里出了名。
两个人在校园里认识，一来二去，成了无话不谈的闺蜜。
一九八一年，吴惠芬本科毕业，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同年，她和汉东大学政法系的研究生高育良结了婚。
高育良比吴惠芬大三岁，也是汉东大学考进来的第一届本科生，两人毕业后留校任教。
此人是汉大有名的才子，写得一手好文章，讲得一堂好课，相貌堂堂，风度翩翩，在系里很受老教授们器重。梁璐第一次见高育良，是在吴惠芬的宿舍里。高育良来接吴惠芬吃饭，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站在门口微微点头。
不是那种一眼看去就惊艳的帅，而是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温润如玉的气质。说话不急不慢，声音不高不低，每句话都恰到好处。
吴惠芬嫁给高育良之后，两人的关系就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梁璐自认相貌、家世都超出吴惠芬一大截。她是高官的女儿，吴惠芬的父亲只是个中学教师。她是汉东大学最漂亮的姑娘，吴惠芬充其量算清秀。她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应该嫁得比吴惠芬好，不说找个比高育良强的，至少也要找个差不多的。
可就是这“差不多”，她找了十年，也没找到。
梁群峰不是没给女儿张罗过。那几年，他位置虽然不如后来显赫，但给女儿介绍几个青年才俊还是不难的。
有省委宣传部的笔杆子，有省计委的年轻处长，有军区政治部的营级干部，还有几个高校的年轻教授。梁璐见了一个又一个，每一个都挑得出毛病。这个个子太矮，那个说话太土，这个不会来事，那个太会来事。几个回合下来，梁群峰也烦了。
“你到底要什么样的？”他问。
梁璐说不出来。
梁群峰不再管了。让她自己做主。
梁璐留在汉东大学工作，当了中文系的辅导员。那时候她才二十四五，正是芳华正茂的时候。虽然“工农兵学员”的牌子不好听，但她是梁群峰的女儿，这个身份比什么文凭都管用。刚恢复高考没几年，学校里大龄考生不少，比她只小两三岁的也大有人在。
而且梁璐的相貌走在校园里，回头率极高。
毫不夸张地说，梁璐当时的风采，压得四五届的汉大女生抬不起头来。
以她当时的条件，在汉东大学这么多天之骄子中，难道就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对象吗？哪怕以高育良年轻时的优秀，也不能说是独一无二的。
高老师像茅台，属于越陈越香的类型。年轻时候的高育良，只是汉东大学一名普通的讲师罢了，前途有限，相貌也比不上后来的祁同伟、侯亮平。比他优秀的人不说比比皆是，但也代不乏人。
梁璐为什么一直单了下来？
这要“归功”于她的好闺蜜了。
吴惠芬结婚之后，在梁璐面前，高育良就成了模范丈夫的代名词。她不是刻意炫耀，但每一句话都像一根刺，扎在梁璐心里。
“育良昨天把工资都交给我了，自己就留了十块钱买书。”吴惠芬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淡淡的、满足的笑。
“育良说结婚纪念日要带我去吃西餐，我说太贵了，他非要去。”她说。
“育良昨天帮我洗了脚，说天冷了，泡脚对身体好。”她说。
说的都是私下的、梁璐无法取证的事，当然，梁璐也无意取证。
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尺子，量着梁璐身边每一个男人的长短。
每当梁璐有一个合适的对象，吴惠芬总会不经意地提起高育良的某个优点，而这个优点，恰恰是对方没有的。
每一次梁璐沮丧的时候，吴惠芬都会来安慰她：“以你的条件，值得更好的。”
梁璐信了。她也觉得自己确实值得更好的。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梁璐从二十四五，等到了三十出头。从中文系的辅导员，等成了中文系的讲师。从汉东大学最漂亮的姑娘，等成了汉东大学有名的“老姑娘”。
十年过去了。
到了一九九三年，梁璐三十四岁了。
这一年，汉东大学调来了一个年轻老师，教英语的。姓孙，名字梁璐后来不愿意再提。此人二十六七岁，长得极其英俊，一米八的个子，剑眉星目，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说话温柔体贴，做事周到细致。潘驴邓小闲，只差一个“邓”——没钱。可梁璐不缺钱，她缺的是一个能配得上她的男人。
这个孙老师就是那个男人。
他对梁璐好。好得不像真的。每天早上在她办公桌上放一杯热牛奶，下雨天给她送伞，天冷了帮她披外套。记得她喜欢的颜色，记得她爱吃的零食，记得她随口提过的每一句话。梁璐活了三十四年，从来没有被一个男人这样对待过。她觉得自己终于等到了。
她陷进去了。
梁群峰那时候已经是省委副书记了，对女儿的婚事早就不抱希望。听说女儿终于有了意中人，让人查了一下孙老师的底细——安徽农村出来的，父母是农民，家里兄弟姐妹五个，他最小，靠全家供着读完了大学。梁群峰皱了皱眉，但没说反对。女儿都三十四了，还能挑什么？
梁璐不在乎。她觉得孙老师就是她要找的那个人。他有高育良的才气，有高育良的温柔，有高育良的体贴，而且比高育良年轻，比高育良英俊。她终于嫁得比吴惠芬好了。
但是，不管是什么阶级的女人，出现一个完美符合你所有预期的男人出现在你面前，百分百就是骗子。
这并不以阶级为转移。因为更高阶级的女人，她的预期也会越高。
她帮孙老师出了国。利用梁家的关系，联系了美国一所大学的访问学者项目，全额资助，为期两年。孙老师走的那天，在机场抱着她，说：“等我回来，我们就结婚。”
他没有回来。
三个月后，梁璐收到了一封从美国寄来的信。信里说，他遇到了一个更适合他的人，希望她原谅。信写得很客气，很礼貌，像一封辞职信。
梁璐把那封信撕了，又捡起来拼好，又撕了，又捡起来。来来回回好几次，最后瘫坐在地上，哭了一整夜。
然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两人早就偷吃了禁果。她去医院做检查，医生说胎儿情况不太好，建议她卧床休息。她没有休息。她不敢休息。一停下来就想哭，哭得停不下来。
一个多月后，她流产了。医生说她以后不能再生育了。
梁璐在病床上躺了半个月，瘦了二十斤。吴惠芬每天都来看她，给她带汤，陪她说话，帮她擦眼泪。
“惠芬姐，”梁璐抓着她的手，声音沙哑，“我是不是很傻？”
吴惠芬摇摇头：“不是你傻，是骗子太狡猾。”
“我还能找到更好的吗？”
吴惠芬：“能。当然能。”
梁璐信了。
出院之后，梁璐又恢复了上班。她瘦了很多，也老了很多。走在校园里，回头率没那么高了。那些年轻的男生看她的眼神，从敬畏变成了同情。她知道他们在背后怎么议论她——“被人骗财骗色，还打掉了孩子。”这话传到她耳朵里，她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可奈何。
她开始频繁地去高育良家找吴惠芬聊天，两人的关系更亲密了。
高育良那时候已经是系副主任了，家里常有学生来往。梁璐喜欢那种热闹，喜欢被人叫“梁老师”，喜欢坐在吴惠芬旁边，听年轻的大学生们聊天。
就是在那时候，她注意到了祁同伟。
祁同伟政法系的学生会主席，经常来高老师家。小伙子长得精神，浓眉大眼，身板笔直，说话做事有一股子英气。梁璐第一次见他，是在高育良家的客厅里。祁同伟坐在沙发上，听高育良讲一个什么案子，听得入神，眉头微微蹙着，像一座山。
梁璐心里咯噔了一下。
这个年轻人，像极了年轻时候的高育良。不，比年轻时候的高育良更英俊，更有朝气，更有野心。他的眼睛里有火，烧得旺旺的，一看就知道不是池中之物。
梁璐开始注意祁同伟。每次去高育良家，都希望他在。他不在的时候，她会问吴惠芬：“那个政法系的学生今天怎么没来？”吴惠芬说：“忙吧，学生会的活动多。”
梁璐开始找借口跟祁同伟说话。问他学什么专业，问他毕业后有什么打算，问他对政法工作有什么看法。祁同伟回答得很得体，不卑不亢，既没有因为她是高老师的朋友而刻意讨好，也没有因为她是梁书记的女儿而格外恭敬。
梁璐更心动了。
她找吴惠芬商量。
“惠芬姐，你觉得祁同伟这个人怎么样？”
吴惠芬看着她，目光里有一丝复杂的东西一闪而过。
“挺好的，”她说，“很有前途。”
“你说……”梁璐犹豫了一下，“他会不会……”
她没有说完，但吴惠芬听懂了。
“璐璐，”吴惠芬的声音很温柔，“你比他大多少？”
“十岁。”梁璐说，声音低了下去。
“那……”
“我知道。”梁璐打断她，“可我觉得他不会介意。你看他对我，从来不……”
她没有说完。因为她忽然想起来，祁同伟对她，从来都是客客气气的，叫她“梁老师”，帮她倒水，替她开门，礼数周到，但仅此而已。他看她的眼神，和看吴惠芬的眼神，没有任何区别。
“要不，”吴惠芬说，“我让育良帮你问问？”
梁璐犹豫了很久，点了点头。
几天后，吴惠芬打来电话，说祁同伟已经有了女朋友，是同系的，叫陈阳。陈岩石的女儿。
梁璐挂了电话，在沙发上坐了很久，最后还是下定了决心。
后来发生的事，就是这个故事的开头，大家都知道了。
梁璐通过梁群峰的影响力，打压祁同伟的分配。祁同伟跳出汉东，考上了北大的博士。
梁璐又丢了一个大脸。
吴惠芬又说：“只有找一个比祁同伟更年轻的，你才能把面子挣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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