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走进“库前小学” (第1/2页)
1970年4月初的一个早上，大山里的寒气依然逼人。
我迷迷糊糊地听到赵莹贞起来的声音，也一骨碌翻身起床，利索地穿上了准备劳动的、那件厚厚的、有夹层的两用衫，和一条布丁打满的旧裤子。然后，就走出房门，在破旧的石家大屋的天井旁刷牙。
坪陂生产队的石队长已经准备出工了。
他过来告诉我说，大队宗书记要我今天就去库前小学报到。
我呆了一下，尽管这时的我，满嘴是牙膏，说不出话来……却还是含含糊糊地对石队长说，“我可以不去吗？”
石队长懵懂地，不解地看看我，“昨天你不是同意了？”
我一时无语，勉强地“嗯”了一下，可依然一脸的茫然，还有些无奈。我傻在那儿好一会儿，看着石队长匆匆走出大门……
其实，昨天我面对大沅大队的宗书记，和他要我当老师的一番话，我拒绝不了，只好敷衍地说“试试吧。”可心里一直有点惴惴不安，更没有想到的是，命令下得如此之快。
等我回过神来时，石家天井里已经空无一人了。我赶快随便漱漱口，就转回与莹贞一起居住的偏屋。
我与莹贞是1969年，到江西插队的上海知青，我们两个人一起分到了坪陂队。
我回到房里一看，她也已经穿好了劳动衣服，正等着与我一起去吃早饭，然后就一起去出工。
我回来说要去库前小学报到，她一听，眼里立刻充满了忧愁与不快。是呀，本来我们两个人一起进进出出的，什么都是结伴而行。突然，我要去当“赤脚”老师，往后的日子里，她又得一个人孤零零地出工了。
说起来，我真是有点对不起她。
因为在插队的第一年，去年五月左右，我曾经被派出去学习了一个多月，准备回来当“赤脚”医生。她只好一个人对付这寂寞孤独的生活。回来后，我却不愿意到库前片的医疗点去，因为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工作的爸爸妈妈，听说了这事被吓坏了，他们知道医学院的学生要苦读六年，甚至八年，才可以有资格分到医院去当医生。而我只学习了六十天不到，就想给人治病？“庸医杀人呀！”他们坚决不同意。
于是，生产队又要我担任了坪陂队的会计。我的出工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还是苦了莹贞，又是常常一个人出工。
然而，事情有变化了，我们第一年回上海，过了春节才回来。坪陂队因我这个会计缺席，春节时，没有办法年终结算分红，只好把我这个“赖”在上海不回来的会计给开除了。
如此这般折腾了二回，总算，我与莹贞今年这一个多月来，平平静静地在一起劳动生活了。
谁知，大队又要我去库前小学当老师。
面对这个要我去当老师的任务，我自己也是横竖有点不安心，原因有三：一怕当了老师，以后就很难有机会上调工作了；二怕上课要开口，容易在那个时代，特殊的“风浪”里被抓现行，没有好结果；第三最重要，是怕自己再次做不好，那我不就成了个扶不上壁的“刘阿斗”？在大家的心目里，我从此就是个一事无成的人了。
当然还有莹贞，她又得独自去出工了。
现在正是扛毛竹下山的时节，她要一个人上山三里，到高岭村旁，拖也好，扛也罢，一天要把五根毛竹运送到库前大马路边。
队里的女社员，她们结成一伙，不会与我们作伴的，因为，她们都有六分工。而我们，同样扛下山五根毛竹，只给我们三分工。大概与工厂一样的道理，我们还是“学徒工”。
我们山区的农田不多，那些绕山的梯田并不肥沃，一年一季的红米不够糊口。好在那满山的毛竹。这里的老俵靠山吃山，每年要供给国家林业局上万根大毛竹。国家给的是回供粮，一根毛竹大约一角三分钱，加一斤左右粮票，所以，这里的老俵饿不死，也富不起来。
因此，扛毛竹是山区老俵的一个重要劳作。
我只好对莹贞说：我再怎么有理由，想推脱这个老师的工作，也由于我已经含混地“嗯”过了，我先去看看吧。
我与莹贞各怀心事，默默地在石队长家厅房里，吃了早饭，就分头走了。
我将已经穿上的劳动服脱了，换了一件小棉袄，便匆匆走在坪陂村去库前村的狭窄的石板路上。
库前村座落在一个大大的山窝里，相对集中，也相对平坦。坪陂队是在库前村的北面，陂上村有几户人家，是坪陂队连着库前的枢纽，上去一个小坡，就是坪陂，再沿着山路上去，一直到山顶，都是坪陂队的了。
我的左旁是清澈见底的小溪，在已经葱绿的野草和荆条下，淙淙漫歌，轻纱般的寒雾在水面上漂浮。另一边是一排排一层层的油菜花，那金黄的色彩特别鲜亮，叶子密密杈杈，青翠欲滴。人在此中上上下下地走着，灵魂便在这仙景中如痴如醉，我这个容易浪漫的人，顿时就好像忘了眼下的忧虑，被春色吸引住了……
自从去年春天到了这里，我是一直就被这里美丽的山景吸引着，青山绿水，蓝天白云，春风和煦，满坡遍岭的杜鹃花.....还时有时无地会传来幽兰清香，那种香会让你迷醉，浓郁却又清淡，好像就在鼻子旁边，你刚想深深地吸一口，却又突然飘远去了......更有那影影绰绰的桐子油花，水镜般层层梯田......一直到现在，眼前那一片仙气缭绕的油菜花田......还有到处都可见的奇石怪树……不断被我写进信里。
妈妈说我的信，不是她要看的，她关心的是我吃得怎样？穿的衣服可以抵寒吗？山路走得惯吗？身体好不好？而我生活上的话一句都没有。她总是生气地责备我：“那些漂亮的词语可以代替生活吗？”
谁知道，笔，我那幼稚的笔，还真的可以主宰我的生活呢。
这要从1966年说起。
在那是个特殊时期，学校都停了课。我就天天呆在家里，做了“逍遥派”。
时间变得多起来了，我除了学习烧一家人的三餐饭以外，还爱上了抄“好词好句”。不但从报纸上抄那个时期的豪言壮语，还会偷偷抄普希金的诗，高尔基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的散文，加上唐诗宋词……
不知道是受到古今中外诗人的浪漫，还是受诗词激情的影响，我就沉入了不切实际的梦幻大海里，美丽的语言让我开心，常常让我暂时忘记了现实的残酷。
在动员上山下乡的那些日子里，老师要我们返校，写写响应国家号召的发言稿。我兴致勃勃地把报纸上抄来的好词句都用上了。
老师马上要我在班里发言。
我傻乎乎地以为，这是老师觉得我写得好，才让我发言的。因为以前正常上课的时候，只有优秀的同学，才会被邀请去宣读他们的作文。让我一直羡慕不已。
这回总算轮到我了，我以为自己被那么多壮丽豪迈的词句感动，那也一定会感动大家的。于是，我就上台去，不知天高地厚地朗读了一遍。
可是，我忘了，其实也是完全忽略了，每件事都有“目的”这个根本：因为此时此刻，我们正是在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呀！本来，我是67届初中生，家里的长女，下面还有两个弟弟，我自小身体虚弱，去努力争取一下，非常有可能会分配在上海的工矿，或周边的农场。
然而，我那么的激情澎湃，“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打起背包走天下”，“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老师就立刻把我作为典范，问我：你愿意去云南还是内蒙古？
猛一听到这个问话，我还是吃了一惊。不过，我马上意识到了，“好词好句”已经把我定格在风口浪尖上了，那不是写作文，也不是开玩笑，而是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真家伙呀！……
不过，我也不想退缩，思考都不思考，就想迎着当时的大潮上。
于是，我，一个“浪漫”的笨蛋，做了那时别人想躲都来不及躲的傻事，我居然马上回答：要去就去大草原。因为在我单纯的心里，只有高山，大海，沙漠和草原，那才是最富有诗情画意的地方！
老师将我的想法告诉我父母后，他们几天几夜焦虑不安，最后提出：女儿的进步愿望不可违，但是体质虚弱是事实，那就换个地方，到江西去吧。
于是，“好词好句”把我送去插队落户了。
还好，我一到插队的大山，就陶醉在那迷人的景色里，不可自拔，积累的“好词好句”从心里喷涌而出。并且，更想不到的是，也是我的这些“好词好句”，居然让我在一次风浪里，化险为夷。
由于上海知青参加农耕劳动的不适应，所作所为不让人省心；也由于那时有个极左分子，南昌下放干部老肖，策划了要从知识青年里，找出“五类分子”来的活动。于是，我们插队第一年的后半年，将我们所有寄来寄去的信随便拆开了。
大多数知青只是写几句生活小事，而一些喜欢动笔的人都被关注了。
有个插兄，似乎是把伤感类诗人的灰色诗句，用来感慨插队的痛苦；他的“红尘路，黄土堆，一片愁绪何处飞……”诗句，还有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以及还有“为人粗鲁意味着忘掉了自己的尊严”等等。可他除了借诗抄发泄情绪，还有许多对现实的批判，对山沟里落后的嘲讽……虽然我们知青都很佩服他的才学，但是他却真被打成了“五类人”之一了。以后的半年被强制劳教。要不是省里有紧急文件下来，规定不要对知青过火的斗争，还真不知道当了这样的知青“五类人”该怎么办了。
那时也有的知青，用唐诗宋词的好句子，描写了天堂般的苏杭，就是那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居然也惹怒了那个老肖，于是被严厉地批判。
不过，我写的那一封封堆砌了大量词藻的信里，他们横看竖看没有研究出半点可以批判的言论，但是也没有什么“进步”的激动。他们分不清我这样的人属于什么类型。最后，他们觉得喜欢写那么多的好词好句的人，很适合到学校去。正好库前小学刚恢复教学，缺少老师……
“汪老师”，突如期来的那清脆童音，惊醒了我的遐思……同时从小溪的斜坡里站起一个小身影。
我冷不丁地被叫了一声“老师”，真的是浑身打了个寒战，吃惊地看着她，不知道该怎么做。
她笑了，又说，“我知道你是汪老师。”
哦，我也笑了，这个老师的“桂冠”，是昨天我与大队宗书记的谈话，才提起的，现在还没有过二十四个小时呢。
我没有去考究消息是怎么无胫疾走的，而是细细端详起眼前的这个小姑娘来。
好漂亮的一个女孩子，没有一点乡土气，生得白白净净，一双闪亮的大眼睛，瓜子脸，一笑嘴里就露出个小门牙，因为上面的门牙有一个斜搭在另一个上面。穿着旧的打着补丁的夹衣裤，虽有点小了，没穿袜子的脚踝裸露着，冻得红红的，脚上的布鞋湿了，扎着的两个细细的小辫子也滴着露水，背上的小竹篓里已经装满了野菜……
她见我在打量她，有点不好意思，也走上青石路，轻轻说：“老师，我带你去学校。”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