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5章 新政接班人 (第1/2页)
麟德二十二年冬末，洛阳城迎来了几场不大不小的雪。雪后的皇城银装素裹，肃穆中透着寒意。然而，在洛阳城东南角的“同文馆”内，却是另一番景象。这座由李瑾倡议、经武则天批准设立的官方学术机构，名义上是翻译、研究佛道经典及域外典籍的场所，实际上，却是李瑾培养、储备、历练“新学”人才的重要基地。馆内设有藏书楼、译经堂、格物院、算学堂等多个分部，常年有来自各地、通过“洞晓玄义科”、“通才茂异科”等新式选拔途径入仕，或在地方、各部表现出对“新学”（融合了儒释道精要、实学、乃至部分李瑾“发明”的实用知识的学问）有特殊兴趣和才能的年轻官员在此学习、交流、参与编纂、研究项目。此刻，馆内最大的议事厅“博闻堂”中，正进行着一场由相王李瑾亲自主持的、别开生面的“新政得失问对”。
与会的并非三省六部的宰辅重臣，而是二十余名年龄在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官阶从七品到五品不等的年轻官员。他们中，有出身寒门、因精通算学水利而被格拔擢的能吏；有来自士族、却对“三教同风”学说深有研究、文采斐然的学者型官员；有在边疆历练过、熟悉军务民政的干员；还有几位，是李瑾早年设立的“弘文馆旁听生”或“崇贤馆实学斋”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他们衣着并不都光鲜，有些人官袍甚至有些旧了，但个个眼神明亮，神情专注，甚至有些亢奋。能被相王召见，参与这种高规格的私下“问对”，是难得的机遇，更是莫大的认可。
李瑾今日未着亲王常服，而是一身简洁的深青色圆领襕袍，坐在主位，神色温和，目光扫过堂下每一张年轻的面孔。他身边坐着刘祎之和元万顷，两人作为北门学士的代表，同时也是“新学”的重要倡导者和实践者，出席此次问对，既是见证，也是评估。
“今日召诸位前来，不拘礼数，但求畅言。”李瑾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议题诸位已知。自天后与陛下推行新政以来，诸多措置，如吏治澄汰、农桑水利、三教同风、科举改制、乃至僧道管理、市舶通商等等，已行有年。成效如何？弊端何在？未来当如何兴利除弊，诸位皆在朝中或地方任职，多有见闻，更有亲历。今日便以此为基，各抒己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堂下安静了一瞬。虽然相王有言在先，但面对这位权势煊赫、智谋深远的亲王，以及旁边两位天子近臣，这些年轻的官员们还是难免有些紧张。
一位坐在前排、约莫三十出头、面容清癯的官员率先起身，拱手道：“下官工部水部司主事，杜景俭，冒昧陈言。”他声音沉稳，带着一丝关陇口音，“新政劝课农桑，广修水利，推广新式农具，成效斐然。以京畿道、河南道为例，近三年来，新辟水田、官田、及整理荒废陂塘复垦之田，据有司统计，不下百万亩。去岁两河略遇水旱，然因新渠堰、筒车之利，受灾远轻于往岁。此乃新政之大利，百姓之福音。”
他话锋一转：“然，弊端亦存。其一，地方有司为求政绩，有时强令百姓改种新推之‘嘉禾’等作物，或强征民夫于农忙时兴修水利，反致民怨。其二，新式农具如曲辕犁、筒车等，虽利耕作灌溉，然造价不菲，贫苦之家无力置办，多赖官府借贷或富户租用，常有胥吏与富户勾结，盘剥百姓。其三，水利工程，规划、督造、验收，权责不清，或有贪墨、虚报工料之弊。下官以为，兴利之举，贵在落实，尤需防其扰民、防其生弊。当严考课，重实效，轻虚文；当完善新农具借贷、租用之法，使惠及贫户；当厘清工程权责，加强监察。”
李瑾微微颔首，示意他坐下，对身旁的刘祎之道：“景俭所言，切中肯綮。‘惠政扰民’，历来弊政。记下，稍后细议。”
有杜景俭开头，又有相王鼓励，其他人也渐渐放开了。一位来自户部度支司的年轻官员起身，谈及“两税核实”与“杂徭定限”新政，在遏制地方乱摊派、增加朝廷财政收入方面的显著效果，但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执行中“胥吏上下其手，豪强转移税负，贫者未必真减，富者未必多纳”的问题，建议“当清丈田亩与核定户等并举，并需防胥吏与地方豪强勾结篡改簿册”。
又一位在江南东道担任过县令的官员，谈到了“三教同风堂”的教化作用，认为其在宣讲朝廷政令、调解民间纠纷、推广农桑知识方面确有实效，但也提到“个别僧道宣讲人员，借机敛财，或曲解经义，夹带私货，甚至有暗结乡党，干预词讼者”，建议加强宣讲人员的选拔、培训和监督。
还有一位曾在鸿胪寺任职、参与过市舶司事务的官员，盛赞开放海贸、设立市舶司带来的税收增长和奇货流通，但也指出“海商与沿海豪族、乃至某些官吏勾结，走私逃税、夹带违禁之物（如兵器、铜钱）现象时有发生，需强化稽查，并完善奖惩之制”。
发言越来越热烈，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有人提到科举改革后，选拔的“通才”如何在刑部、大理寺发挥熟悉律法、明察秋毫的优势；也有人对“毁寺熔像”后，部分寺院田产清理、僧尼安置过程中出现的简单粗暴、激起民怨（尤其是笃信佛教的百姓）的现象提出批评，认为“破旧立新，亦需存恤，过刚易折”。
李瑾始终认真地听着，偶尔插话问一两个细节，或让刘祎之、元万顷补充背景。他不轻易下结论，也不立刻褒贬，只是鼓励大家把问题、把困难、把真实的想法都说出来。堂内的气氛，从最初的拘谨，变得越发活跃，甚至有些激烈。年轻官员们争论着某个具体政策的利弊，探讨着更优的解决方案，言辞间充满了锐气与责任感。
这场“问对”持续了近两个时辰。最后，李瑾缓缓起身，堂下瞬间安静下来。
“今日所闻，获益良多。”李瑾环视众人，目光中带着赞赏，“诸位所言，有数据，有事例，有剖析，有建言，不尚空谈，切中时弊。此乃朝廷之幸，亦是我召诸位前来之目的。”
他顿了顿，语气转为凝重：“天后与陛下推行新政，至今十有余载。所行诸事，有目共睹，国力日增，民生渐苏，外患稍息，文教昌明。此乃大功，毋庸置疑。然，政如农耕，既播良种，更需勤耘，防虫除莠，方得硕果。诸位所言之弊，或为政策推行中难以避免之损耗，或为执行者理解偏差、能力不济所致，甚或是旧势力借机反扑、暗中破坏。无论何种，皆为我等理政者必须正视、必须解决之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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