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倦怠、蛀虫与缓慢的窒息 (第1/2页)

1715-1720年
　　
　　和平的滋味像存放太久的奶酪——表面看起来完整，切开才发现里面已经蛀空。
　　
　　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的消息传到阿姆斯特丹时，交易所的反应堪称冷漠。曾经让欧洲颤抖的“太阳王”，在荷兰商人的账簿上，最终只体现为一条影响法国国债价格的条目。
　　
　　“法国国债跌了三个点，”年轻的威廉在家族晚餐上报告，“因为市场担心新摄政王奥尔良公爵的财政能力。不过荷兰国债……纹丝不动。”
　　
　　“为什么？”玛丽亚问。她四十九岁，研究所的工作让她比实际年龄看起来更疲惫，但眼睛依然明亮。
　　
　　“因为我们的国债已经跌到没什么可跌的空间了，”威廉苦笑，“面值一百盾的债券，现在交易价三十五盾。市场定价已经包含了违约预期。”
　　
　　扬二世听着孙子的分析，感到一种奇怪的抽离感。五十一岁的他，现在是家族最年长的男性，完全继承了父亲小威廉的航运公司，也继承了那份沉重的责任感。但世界变了——变得更快、更冷漠、更数字化。
　　
　　“路易十四死了，”他说，更像是自言自语，“我们打了三代人的战争对抗他。祖父对抗他的军队，父亲对抗他的野心，我对抗他的……遗产。现在他死了，我们却负债累累。”
　　
　　餐桌安静了。窗外，阿姆斯特丹1715年的春天来得犹豫，运河边的柳树刚抽新芽，但空气中依然有冬季的寒意。
　　
　　卡特琳娜——玛丽亚的女儿，现在二十七岁，在莱顿大学担任哲学讲师——打破了沉默：“伏尔泰先生说，路易十四的伟大在于他让法国人相信他们伟大。荷兰的问题可能是：我们曾经伟大，现在不知道如何停止假装。”
　　
　　尖锐，但真实。扬二世想起了父亲小威廉临终的话：“荷兰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但生活还要继续。”问题是如何继续——当辉煌成了负担，当遗产成了债务。
　　
　　VOC（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问题在和平时期全面爆发，就像战争时期被忽略的伤口在停战后开始溃烂。
　　
　　1716年，一份匿名报告开始在阿姆斯特丹流传，标题耸人听闻：《东印度公司的账簿与良心：垄断如何腐蚀一个国家》。作者显然有内部信息，详细列举了VOC在亚洲的腐败：虚报利润、私吞货物、虐待劳工、甚至贩卖公司资产给私人。
　　
　　扬二世第一时间拿到了报告副本——通过他的商业情报网。阅读时，他想起自己三十年前写的《东印度观察笔记》。那时他是理想主义的年轻人，现在这份报告的作者（他怀疑是某个离职的会计或中级官员）有着同样的愤怒，但数据更详实，指控更具体。
　　
　　“股价跌了多少？”他问在交易所工作的孙子威廉。
　　
　　“报告泄露当天跌了百分之十，但一周后反弹了百分之五。”
　　
　　“为什么反弹？”
　　
　　“因为董事会宣布成立‘内部调查委员会’，并承诺提高分红，”威廉耸耸肩，“投资者关心利润，不是道德。只要香料还在运，钱还在分……”
　　
　　“腐败可以忽略？”扬二世打断。
　　
　　“腐败被定价了，”威廉冷静得让祖父不安，“VOC股票的风险溢价已经包含了‘管理不善’的因素。只要不彻底崩盘，投资者就接受。”
　　
　　这就是新时代的逻辑：一切都可以量化、定价、交易。道德风险只是另一种金融风险，可以用更高的回报率补偿。
　　
　　扬二世决定亲自调查。他约见了VOC的一位前财务官——现在破产了，因为个人投机失败。会面在阿姆斯特丹码头区的一家低级酒馆，空气里弥漫着变质的啤酒和绝望的气息。
　　
　　“范德维尔德先生，”前财务官五十多岁，眼睛混浊，手指被墨水染得洗不干净，“您家族很早就退出了VOC，明智的选择。”
　　
　　“报告是真的吗？”
　　
　　“真的？比真还真，”男人灌了一口廉价杜松子酒，“但问题不是几笔坏账或几个贪官。是整个系统。VOC太大、太老、太……自满。就像一棵巨树，外表雄伟，里面已经被蛀空了。”
　　
　　他描述了细节：巴达维亚的总督用公司资金建私人宫殿；锡兰的指挥官虚报肉桂产量；好望角的补给站把新鲜食物卖给过路船只，给船员吃发霉的饼干——差价进个人腰包。
　　
　　“最糟的是，”前财务官压低声音，“伦敦知道。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人在嘲笑我们。他们说：‘荷兰人教会我们如何做东印度贸易，现在我们教他们如何优雅地衰落。’”
　　
　　离开酒馆时，扬二世感到一阵恶心。不是对腐败本身——商业总有腐败——而是对那种缓慢、必然、几乎优雅的衰落感。就像看着一艘大船缓缓下沉，船员们在甲板上继续跳舞，因为音乐还没停。
　　
　　在莱顿，玛丽亚的农业研究所面临着另一种蛀空：官僚主义的窒息。
　　
　　和平没有带来更多资金，反而带来了更多监管。各省议会成立了“农业事务监管委员会”，名义上是协调研究、避免重复，实际上是增加审批层级、巩固政治权力。
　　
　　玛丽亚的新项目——培育适合沙质土壤的牧草品种，以恢复战争期间被破坏的牧场——被要求提交十七份不同格式的报告，经过三个委员会的审查，历时八个月，最终被批准时已经错过了最佳种植季节。
　　
　　“他们在用文件扼杀科学，”她对女儿卡特琳娜抱怨，“每个官员都需要证明自己的存在，方法就是制造更多流程。”
　　
　　卡特琳娜刚从海牙回来，她在那里为一个开明的省议员做政治顾问。“母亲，这是系统性的。荷兰的政府机构在和平时期膨胀了百分之四十，但经济只增长了百分之五。官僚机构像癌症一样生长，消耗营养但不产生价值。”
　　
　　“有解决办法吗？”
　　
　　“理论上，改革。实际上……”卡特琳娜叹气，“每个既得利益者都反对改革。官员要保住工作，商人要维持特权，省议会要守护自治权。结果就是僵局。”
　　
　　玛丽亚做了个决定：绕过官方渠道。她通过丈夫约翰（现在是退役上校，在省议会有些关系）联系了几个务实的地主，建立了私人合作网络。研究所提供技术，地主提供土地和资金，成果共享。
　　
　　“就像你曾祖父时代，”她对卡特琳娜说，“当官方渠道堵塞时，就走民间道路。”
　　
　　第一批实验田在1717年春天播种。没有政府资助，没有官员剪彩，只有几个农民和科学家在田间劳作。但玛丽亚感到一种奇特的自由——也许荷兰的未来不在宏伟的国家计划中，而在这些分散的、务实的、自下而上的努力中。
　　
　　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正在经历一场静默的革命。
　　
　　年轻的威廉——现在二十五岁，完全融入了金融世界——向祖父解释新趋势：“我们在交易的东西越来越抽象。以前是实物商品（香料、鲱鱼），然后是公司股份（VOC），然后是国债，现在……是风险的碎片。”
　　
　　“什么意思？”
　　
　　“比如，”威廉展开一张复杂的图表，“这是一份‘航运风险证券化产品’。假设有十艘船要从阿姆斯特丹驶往巴达维亚。传统上，每艘船单独买保险。现在，我们把十艘船的风险打包成一个金融产品，分成一百份出售。投资者买的不是船，不是货物，而是‘这十艘船中损失不超过两艘的概率’。”
　　
　　扬二世试图理解：“所以如果只有一艘船损失，投资者赚钱？如果损失三艘，他们亏钱？”
　　
　　“简化来说，是的。关键是这个产品本身可以交易。你可以今天买，明天卖，根本不在乎船是否真的起航了。”
　　
　　“这离现实有多远？”
　　
　　“三层抽象，”威廉伸出三根手指，“现实层：船和货物；金融层：保险合约；衍生层：风险证券。每多一层，离实物远一步，离纯数字游戏近一步。”
　　
　　扬二世想起父亲小威廉的话：“荷兰人最擅长创造虚拟价值。”但这是进化还是异化？当金融完全脱离实体，经济还剩下什么？
　　
　　他查看了公司账目。航运业务利润率在下降——竞争加剧，成本上升。但家族信托基金的投资回报率在上升——多亏了威廉的这些“金融创新”。
　　
　　“我们在用一条腿赚钱，用另一条腿亏损，”他对孙子说，“而且赚钱的那条腿越来越虚，亏损的那条腿越来越实。”
　　
　　威廉没有反驳。他在交易所见过太多类似故事：实体经济萎缩，金融泡沫膨胀。就像一个人日渐消瘦，但穿着越来越华丽的衣服——直到衣服再也遮不住骨头。
　　
　　1718年，一场丑闻终于刺破了VOC的体面表象。
　　
　　不是亚洲的腐败——那已经司空见惯——而是阿姆斯特丹总部的高级官员被查出系统性篡改账簿，虚报利润长达五年。目的？维持高分红，支撑股价，方便内部人士在高位抛售股票。
　　
　　丑闻爆发的当天，VOC股价暴跌百分之三十。这次没有反弹。投资者终于醒了：这不仅仅是“管理不善”，是欺诈。
　　
　　扬二世被邀请参加一个秘密会议，与会者是几个大股东和退休官员。地点在运河边一栋不起眼的房子里，但内部装饰奢华得令人不安——镀金镜框、中国瓷器、波斯地毯，全是VIC全盛时期的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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