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一章 准岳父 (第1/2页)
苏晴的眼睛肿了三天。
第一天她自己说是吃辣上火。第二天她改口说熬夜看论文。第三天晚饭桌上，母亲沈静茹放下筷子，把一盅刚炖好的冰糖雪梨推到她手边，语气平静得反常：
“跟妈说实话，是不是宋启明那孩子欺负你了？”
苏晴握着汤匙的手顿住。
沈静茹看着她。五十二岁的女人，眼角有了细密的纹，眼神却还是二十年前那个会为女儿磕破膝盖红着眼眶整夜整夜守着的母亲。
“没有。”苏晴垂下眼，舀起一勺雪梨汤，“他没有欺负我。”
她没有说谎。
只是每次听他说完一段过去，她就会在回宿舍的路上哭。在图书馆四楼靠窗的位置，她把脸埋进书页里，眼泪把纸张洇出细密的褶皱。深夜熄灯后，她蜷在被子里，想起他十七岁那年在铁皮车斗里无法伸直的双腿，又一次红了眼眶。
那根本不是欺负。
那是比欺负更让她难受的东西。
“妈，”苏晴抬起头，眼眶又有些泛红，“他没有欺负我。”
她顿了顿。
“是我想让你们再见见他。”
沈静茹看着女儿。她看见苏晴眼底那种小心翼翼的光——不是求情，不是试探，是某种珍视的东西捧在手心，怕摔了，又怕藏得太深别人看不见。
“快过年了。”沈静茹说，声音软下来，“他要是没地方去，来家里吃顿饭也应该。”
苏晴点头。
“爸那边……”她抿了抿唇，“我跟他说。”
沈静茹看着女儿攥紧汤匙的手指，没再追问。
那天晚上，苏晴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苏建国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时，还夹着翻动纸张的细响——这个点他大概率还在办公室。
“晴晴，什么事？”
“爸，”苏晴握着手机，窗外的路灯把她的影子投在宿舍雪白的墙上，“春节前，我想带宋启明来家里吃顿饭。”
纸张翻动的声音停了。
“春节？”苏建国说，“我最近事情比较多，你们吃就行了。”
“你必须抽出时间。”苏晴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苏建国听出女儿语气里那股少有的执拗。他养了她二十年，知道这种时候她不是在商量，是在通知。
“他能有什么事？”他问。
苏晴深吸一口气。
窗外梧桐枯枝的影子在玻璃上轻轻摇晃。她想起三天前的傍晚，307室灰蓝的暮色里，宋启明卷起毛衣袖子露出那片密密麻麻的、从手腕延伸到肘弯的线条。
她想起他说“你是一个好女孩，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配不上你”时那种平静的、像在陈述一个反复咀嚼过很多遍的事实的语气。
“你一直担心的，”她对父亲说，“关于宋启明自己的事。”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
比刚才更久。
久到苏晴以为通话已经中断，才听见苏建国的声音：
“什么时候？”
“周末晚上。”
“……知道了。”
通话结束。
苏晴握着手机站在窗前，看着梧桐枝桠后面那片沉沉的冬夜。她没有告诉父亲太多。有些话应该由宋启明自己说。
她只希望父亲能听完。
周末傍晚，宋启明站在苏晴家楼下。
他穿着那件藏青色的羊毛大衣，是去年冬天苏晴陪他在商场买的。她当时说这个颜色衬他，他对着试衣镜看了很久，没看出来衬在哪里，但还是买下来。
此刻他站在单元门口，路灯还没亮，天边最后一缕残红正在收拢。
他想起刚果雨林那些同样收拢的天光。想起矿场铁皮车斗里无法伸直双腿的夜晚。想起卡桑加泥泞的训练场，教官拎着他领子说“要么杀人要么被杀”。
那些都过去了。
现在他站在这里，手里提着两瓶茅台，一盒茶叶，怀里揣着一份用三天时间反复斟酌措辞、最后还是决定不开口念凭他问什么答什么的坦白。
苏晴屋里走出来。
她今天穿了一件乳白色的羊绒大衣，头发散下来，耳垂上还是那对小小的珍珠耳钉。她走到他面前，没有问“你紧张吗”，只是伸手正了正他被风吹歪的衣领。
“我妈炖了排骨。”她说，“我爸话不多，你慢慢说。”
宋启明点点头。
进屋时，他在心里又过了一遍那些他准备说的事。
从刚果到SKM，从法国到夏国，从初次执行任务到三个月前刚从坎大哈撤出。
每一件都是他曾以为这辈子不会对任何人提起的事。
每一件都将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间，摊开在一个夏国少将面前。
沈静茹穿着围裙站在玄关，手里还拿着锅铲。她看见宋启明，愣了一下，然后侧身让他进来。
“来了。”她说，“外面冷吧？”
“还好。”宋启明说，把酒和茶叶放在鞋柜边，“阿姨，打扰了。”
沈静茹看着他。这孩子说话还是那么客气，和去年春节前来家里吃饭时一样。不一样的是，他今天没有笑。
她想起女儿肿了三天的眼睛，没说什么，只是点点头：“先去坐，饭马上好。”
客厅里，苏建国坐在沙发上。
他穿着常服，没有戴军衔，坐姿却依然是几十年军旅生涯刻进骨子里的笔挺。茶几上泡着一壶茶，茶烟袅袅升起来，模糊了他半张脸。
宋启明走进去。
“苏叔叔。”他说。
苏建国抬起头。
“坐。”苏建国说。
宋启明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
晚饭吃得很安静。
沈静茹不停给宋启明夹菜，碗里堆起小山似的排骨、笋干、红烧肉。苏晴坐在他旁边，偶尔帮母亲递个碟子，偶尔看他一眼，没有多说话。
苏建国吃得不多，动筷慢，咀嚼也慢。
饭后，沈静茹收拾碗筷进了厨房。苏晴看了看父亲，又看了看宋启明，起身帮忙收拾桌子。
“来书房。”苏建国说。
他站起来，没有回头。
宋启明跟着他穿过短廊，走进那扇半掩的木门。
书房不大。一整面墙的书柜，深棕色木地板，窗边一张宽大的写字台。台灯亮着，光线拢成一小片暖黄色，把窗台上那盆墨兰的剪影投在墙上。
苏建国在写字台后的椅子上坐下。
他没有请宋启明坐。
宋启明就站在那里。
“晴晴说，你有事情要告诉我。”苏建国开口。
他的声音很平，没有质问，没有威压，只是陈述。
“是。”宋启明说。
他看着苏建国。这位少将没有看桌上的文件，也没有看他肩上的军衔，只是看着他的眼睛。
宋启明想起卡桑加训练营的教官。那是个参加过车臣战争的老兵，审俘虏时也是这样的眼神——不是愤怒，不是仇恨，只是专注地、沉默地，看着对方眼底那点无处遁形的真实。
“我的本名叫齐梓明。”宋启明说，“木辛的梓，明天的明。”
苏建国没有打断。
“身份证、学籍、户口档案上的‘宋启明’，是SKM公司三年前为我伪造的。”
窗台上的墨兰在夜风里轻轻晃动。
苏建国的目光没有移开。
宋启明继续讲。
他讲自己出生的小镇，讲母亲去世那年他十四岁，讲父亲重组家庭后他变成“多余的那一个”。他讲十七岁被中介带走的那个凌晨，讲铁皮车斗里无法伸直双腿的六十四天，讲刚果雨林潮湿闷热的空气和木薯糊发霉的苦味。
他讲矿场被袭击的那个夜晚，讲他趁乱逃进丛林，在雨季腐烂的落叶里跌跌撞撞跑了很久，最后被一支雇佣兵车队掠走。
“他们不是救了我。”宋启明说，“他们只是需要一个随时可以牺牲、死了也没人会找的炮灰。”
苏建国的手搭在椅子扶手上，没有动。
宋启明讲SKM。讲这家国际安保公司如何在非洲、中东、巴尔干部署数以千计的雇员，讲他们的筛选机制——“第一次任务活下来的人，才能正式成为雇员”。
他讲第一次扣动扳机时手抖得几乎握不稳枪。
他讲卡桑加训练营泥浆里翻滚的日夜，讲教官说“这里没有第三条路”。
他讲了法国外籍兵团，讲零下三十度的雪地生存训练，讲伞降课时从飞机舱门跃出的那一秒，风灌进喉咙，什么都喊不出来。
他讲被派回夏国，讲两年的蛰伏，讲那些“客户”——跨国企业高管、来华访问的政要、需要低调护送的特殊人员。
他讲苏晴。
讲第一次在图书馆看到她，她正踮脚够书架顶层那本《战争与和平》。他走过去帮她拿下来，她笑着道谢，眼睛弯成月牙。
他讲那时他已经执行过十七次任务。
他讲那之后每次任务间隙都会想起这双眼睛。
他讲九十一天前接到调令，讲阿富汗的坎大哈，讲运输机上马库斯递给他那支烟，说“一起活下去”。
他讲那条撤退路，讲三百多人的队伍只剩下四十三个。
他讲马库斯的身份牌现在躺在他宿舍床头柜的抽屉里。
他讲三周前他刚从这片战场撤下。
他讲三天前他把这些全部告诉了苏晴。
他说完了。
书房里很安静。只有窗外偶尔驶过的夜车，轮胎碾过路面，带起一阵细碎的回响。
苏建国沉默着。
他保持着那个姿势，右手搭在扶手上，左手放在写字台边缘。台灯的光把他的侧脸切成明暗两半，让人看不清表情。
过了很久。
“SKM。”苏建国说。
他的语气依然是陈述。
“是。”宋启明说。
“公司在夏国的业务范围。”
“表面是商务咨询和安保护卫，实际承接海外利益集团在夏国的非正式安防需求。”宋启明说，“部分任务涉及敏感区域。”
苏建国没有问“敏感区域”是什么。
“你在公司的编号。”
“E-4713。”
“直属上级。”
“古德里安，法国人，不知道是否是真名。”
“合同期限。”
“五年。已经完成三年零九个月。”
苏建国的问题密集而锋利，像手术刀，避开无关的皮肉，直抵核心。
宋启明一一作答。
有些问题他预料到了。有些没有。但无论哪一种，他都没有停顿。
书房里的空气仿佛凝住了。那些被他用平静语气陈述的事实，一件一件落在这间不大的空间里，沉甸甸地堆积起来。
苏建国没有再提问。
他靠在椅背上，第一次把目光从宋启明脸上移开，投向窗台上那盆墨兰。
台灯的光把墨兰的影子拉得很长。
“你今年多大？”他问。
“二十岁”宋启明说，“快二十一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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