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 府试 (第1/2页)
第四十九章府试
李易微微皱眉，不是觉得题目难，而是在思考如何破题。
他前世接受过完整的现代学术训练，深知文章的“思想内核”往往比辞藻更重要。
“其行己也恭”——这是修身，是根本。“其事上也敬”——这是事君，是忠诚。
“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这是治国，是仁政与义理的统一。
四者层层递进，由己及人，由内而外，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君子人格体系。
但问题是，孔子的这套论述，放在当下的大乾朝，是否还具有现实意义？
李易想起了周道衡讲学时的那些话——大乾朝底层的凄惨现状，皇帝的弊政，文官集团的自私，既得利益者的顽固。
那些已经在朝堂上的官员们，有几个能做到“其养民也惠”？
那些滥用民力的地方官，又有几个能做到“其使民也义”？
他还是按照习惯的八股格式，提笔在草稿纸上写下了第一句话：
“君子之德，备于身而后及于人，充于己而后被于众。”
这句话既符合八股破题“要言不烦、直捣题旨”的要求，又在无形中埋下了一个伏笔——德行的完备是“始”，惠及百姓才是“终”。
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君子，不能只满足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必须将这种修养转化为对百姓的实际恩惠。
这个破题，比单纯的“圣人言君子之道有四”要深刻得多。
他继续往下写。在“起股”的部分，他将“恭”“敬”“惠”“义”四个字分别展开论述，每一股两句话，两两对偶，格式严整。
但到了“中股”——也就是八股文中最重要的议论部分——他的笔锋陡然一转，开始将孔子的论述与现实政治联系起来。
他写道：“今之为官者，其行己也恭乎？锦衣玉食，华舆高堂，与百姓之糠秕不完者，岂可谓恭？其事上也敬乎？阿谀逢迎，曲意承顺，以君父为货利之阶，岂可谓敬？其养民也惠乎？赋敛日重，徭役不息，鳏寡孤独弃于沟壑，岂可谓惠？其使民也义乎？春不得耕，秋不得获，以农时为徇私之资，岂可谓义？”
这一段写得极为大胆。
他没有直接点名批评任何人，但字里行间的锋芒，几乎是在指着整个文官集团的鼻子骂。
锦衣玉食与百姓糠秕的对比，阿谀逢迎与以君父为货利之阶的揭露，赋敛徭役与鳏寡孤独的惨状。
农时被侵占的控诉——每一句话都像是一把刀，狠狠地刺进了这个时代的脓疮之中。
但他又极为聪明地没有让自己陷入“妄议朝政”的危险。因为他紧接着便写道：
“然则夫子之教，非以责人，实以责己。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为政者苟能反躬自省，以恭、敬、惠、义四者为镜，日夕惕励，则民庶几有瘳乎？”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孔子的教导不是用来指责别人的，而是用来要求自己的。
君子遇到问题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小人才会一味指责他人。
如果当官的人能够反躬自省，用这四个字当镜子，每天提醒自己，那么百姓或许还有救。
这样一来，整篇文章的思想内核就清晰了——它不是一篇简单的“颂圣”文章，也不是一篇激进的“骂世”文章，而是一篇带着深刻忧患意识的“谏世”文章。
它承认孔子的教导是真理，但也尖锐地指出，当下的官员们已经完全背离了这个真理。
它没有直接攻击皇帝，但“以君父为货利之阶”这句话，实际上是在暗示：那些文官表面上对皇帝恭敬，实际上不过是在利用皇帝谋取私利。
这个思想内核，与周道衡讲学时的那股“撕开遮羞布”的劲头，如出一辙。
李易写完这篇文章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他放下笔，揉了揉发酸的手腕，将试卷小心地收好，压在砚台下面。
号舍里没有灯——蜡烛需要自己带，而他只带了两根，得省着用。
他从考篮里摸出一块干粮，掰成小块，慢慢地嚼着。
干粮是粗面做的，硬得像石头，但此刻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隔壁号舍传来一声压抑的叹息，随即是笔尖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
再远一些的地方，有人在低声念诵，声音含糊不清，像是在反复推敲某个字句。
整座贡院沉浸在一片凝重的寂静之中，只有偶尔传来的更鼓声，提醒着时间的流逝。
第一场考试的三日，在紧张与煎熬中过去了。
李易将四书题三道、经义题四道全部答完，每一篇文章都经过了反复的推敲和修改。
他没有刻意追求辞藻的华丽——那种堆砌典故、卖弄文采的文章，在乡试中往往不得好评。
真正的考官，看重的是文章的“理”——也就是思想的深度和逻辑的严密。
他自认这几篇文章写得还算满意。
尤其是那道“其行己也恭”的题目，他将周道衡讲学中的许多观点化用进去，既没有过于直白地暴露自己的立场，又让文章有了一种沉甸甸的现实关怀。
这种关怀，在满纸“代圣贤立言”的科举文章中，是极为罕见的。
第二场考试紧接着开始。
这一场考的是论一道、判五条、诏诰表内科一道。
相比于第一场的“经义”，这一场更侧重于考生的实际行政能力——论考察的是对时政的看法。
判考察的是对法律条文的掌握，诏诰表考察的是公文写作能力。
论的题目是：“论盐铁之利与民争利之害。”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盐铁专卖，是大乾朝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
朝廷将盐铁的经营权收归国有，垄断价格，以此获取巨额的利润。
但这项政策从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巨大的争议——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与民争利”的政策，朝廷赚的每一文钱，都是从百姓的口袋里掏出来的。
李易看到这个题目时，心中微微一动。
出这道题的人，要么是一个极度迂腐的书呆子，要么是一个别有深意的明白人。
因为这道题表面上是在讨论盐铁政策，实际上是在拷问整个朝廷的财政伦理——国家和百姓之间，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他没有犹豫太久，提笔便写。
他先引述了《管子》中“利出于一孔”的论述，说明盐铁专卖的理论来源。
又引述了汉代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与大夫的辩论，指出这项政策自古以来便争议不断。
然后，他将笔锋一转，开始分析当下的现实：
“今之盐铁，其利十倍于古。官鬻之价，高于私贩数倍，而盐质之劣，又远逊于私。百姓不得不食，不得不铁，故虽明知其害，亦只能仰受其剥削。
朝廷以此充边饷、备灾荒，固有其不得已之处。然利之所在，奸宄丛生。私贩横行，官商勾结，上下其手，中饱私囊。朝廷所得者十之三四，而官吏所蠹者十之六七。名为国利，实为民害。”
这一段写得极为犀利。
他不仅指出了盐铁专卖对百姓的剥削，更揭露了其中的腐败——朝廷名义上赚了钱，实际上大部分利润都被官吏贪污了，真正落入国库的不过十之三四。
但他同样没有让文章停留在“批判”的层面。他接着写道：
“夫利者，天下之公器，非一人之私物也。朝廷欲富国强兵，不可无利；然取利之道，当以不伤民为本。
盐铁之利，与其使官吏中饱，不若稍弛其禁，许民间经营，而朝廷收其税。如此，则民得实惠，国不失利，而贪蠹之弊亦可稍减。此所谓两利之法也。”
这段话的核心思想是：与其让朝廷垄断经营、官吏趁机贪污，不如放开一部分管制，允许民间经营，朝廷只收取税收。
这样百姓得到了实惠，朝廷也没有损失财政收入，税收代替了垄断利润，而贪污的空间也被压缩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自由经济”思路，放在大乾朝的语境下，几乎是一种颠覆性的主张。
但李易将其包装在“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传统话语之中，让它看上去不那么激进。
判五条考的是对《大乾律》的掌握。
李易前世虽然没有系统学过中国古代法律，但这半年来他将《大乾律》通读了三遍。
重要条款几乎都能背诵。五条判词他答得中规中矩，虽然没有太多亮点，但胜在准确无误。
诏诰表内科，他选了一道“拟汉帝求贤诏”。
这个题目对他来说简直是送分题——他前世在机关里写了无数公文，对这种官方文书的格式和语气再熟悉不过。
他模仿汉代诏书的古朴文风，写了一道洋洋洒洒的求贤诏。
既有“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的名句引用，又有“朕之不德，无以至此”的自我检讨，格式规范，文辞典雅，堪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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