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叶叶声声是别离：贺双卿与雪压轩 (第1/2页)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它落在丹阳的稻田里，落在绡山的竹林中，落在周家老宅的瓦片上，也落在一个年轻女子的掌心。她站在灶台前，双手沾满面粉，正费力地揉着一团粗粝的黄面。窗外的雨声细细密密的，像是在跟她说话。她侧耳听了一会儿，嘴角浮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那笑意里没有欢喜，只有一种认命般的平静。
　　
　　她叫贺双卿。
　　
　　这个名字，知道的人不多。在群星璀璨的中国文学史上，她只是一颗微弱的星，躲在最偏远的角落，发出幽幽的光。可那光虽然微弱，却足够纯净，纯净到让人不敢直视。
　　
　　她是清代女词人，生于江南农家，嫁与江南农夫，死于江南乡下。她的一生没有走出过丹阳方圆百里，没有见过繁华的都市，没有结交过显赫的名流。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灶台与田埂之间度过了短暂的一生。
　　
　　可她写词。
　　
　　她用粗糙的草纸写，用烧焦的树枝写，用粉笔在墙上写。她的词里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繁复的典故，只有最朴素的语言和最真挚的情感。她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一个以“农妇”身份留下词集的女子，她的《雪压轩词》，薄薄一册，却字字泣血，句句断肠。
　　
　　一、绡山有女
　　
　　清代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贺双卿出生在江苏丹阳绡山脚下的一个农户家中。
　　
　　绡山不是名山，只是江南丘陵中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包。山上有竹林，有茶园，有层层叠叠的梯田。山脚下散落着几个村庄，鸡犬相闻，炊烟袅袅，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景象。
　　
　　贺家世代务农，家境贫寒。贺双卿的父亲贺某（名字已不可考）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母亲周氏是个沉默寡言的女人。他们本不指望这个女儿能有什么出息——女孩子家，会做饭、会绣花、会带孩子就够了。
　　
　　可贺双卿从小就与众不同。
　　
　　她三岁时，村里来了一个教书先生，在祠堂里办私塾。贺双卿每天背着弟弟，站在私塾的窗外偷听。先生在里面教“人之初，性本善”，她就在外面跟着念。先生教“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她也在外面跟着念。她的记忆力惊人，听过一遍就能背诵，背过一遍就不会忘记。
　　
　　教书先生发现了她，觉得这个女娃子聪慧过人，便主动找到贺父，说：“你家闺女是个读书的料子，让她来念书吧，不收钱。”
　　
　　贺父犹豫了一下，说：“女孩子家，读书有什么用？”
　　
　　先生说：“读书明理，男女都一样。”
　　
　　贺父最终还是答应了。于是贺双卿成了私塾里唯一的女学生。她每天早起做完家务，背着弟弟去上学，放学后再背着弟弟回家。她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读书格外用功。别的孩子玩耍的时候，她在背书；别的孩子睡觉的时候，她在练字。
　　
　　她练字的纸，是用过的旧账本翻过来用的；她练字的墨，是锅底刮下来的烟灰兑水调成的；她练字的笔，是用树枝削尖了代替的。可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她练出了一手娟秀的小楷，写得比任何一个同学都漂亮。
　　
　　教书先生对她赞不绝口，常对人说：“此女若为男子，必中进士。”
　　
　　可她是女子。在那个时代，女子读书是没有用的。不能考科举，不能做官，不能靠才华吃饭。读再多的书，最终也不过是嫁作人妇，围着灶台转一辈子。
　　
　　贺双卿知道这个道理，可她还是拼命地读书。她不是为了有用，而是因为喜欢。读书让她快乐，让她觉得自己不只是会做饭、会绣花、会带孩子的农妇，而是一个有思想、有灵魂的人。
　　
　　她在私塾里读了四五年，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读完了《诗经》《论语》《孟子》，还读了不少唐诗宋词。她最喜欢的是李清照和朱淑真，那些女词人的句子，像一道光，照进了她灰蒙蒙的生活。
　　
　　她偷偷地学着写词。起初写得很稚嫩，像刚学走路的孩子，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可她不气馁，一篇不行就写两篇，两篇不行就写十篇。她写田间的稻花，写山上的竹子，写灶台上的炊烟，写窗外的雨声。她写她能看到的一切，能感受到的一切。
　　
　　十三四岁时，她已经能写出像模像样的词了。村里人不懂，觉得这女娃子写的不过是些“闲言碎语”；可教书先生懂，他读了她的词，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这孩子，将来是要受苦的。”
　　
　　太聪明的人，总是要受苦的。
　　
　　二、薄命嫁樵夫
　　
　　贺双卿十八岁那年，父亲去世了。
　　
　　贺父是被一场伤寒带走的。那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在床上躺了七天七夜，最后还是没能挺过来。临死前，他拉着女儿的手，说：“爹对不住你，没给你攒下嫁妆。”
　　
　　贺双卿哭着说：“爹，我不要嫁妆。”
　　
　　贺父摇摇头：“没嫁妆，嫁不到好人家。”
　　
　　他说得对。在那个时代，嫁妆是一个女子在夫家地位的保障。没有嫁妆，就只能嫁到同样贫苦的人家去，甚至更差。
　　
　　贺父死后，贺家的日子更难过了。母亲周氏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弟弟还小，帮不上忙。贺双卿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种田、砍柴、做饭、洗衣、喂猪、养鸡——她什么都干，从早忙到晚，没有一刻停歇。
　　
　　可她还是不忘读书写词。夜深人静的时候，别人都睡了，她点起一盏油灯，拿出那些宝贝似的旧书，一页一页地读。有时候读到兴起，就拿起烧焦的树枝，在地上写写画画。那些字迹歪歪扭扭的，像她的人生，磕磕绊绊，却倔强地延伸着。
　　
　　十九岁那年，母亲把她嫁了。
　　
　　男方姓周，是个樵夫，住在邻村。周家家境比贺家好不了多少，但周母是个厉害角色，在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刁钻刻薄。周母看中了贺双卿的勤快——一个能干活、能吃苦、还不要嫁妆的媳妇，上哪儿找去？
　　
　　贺双卿不想嫁。她见过那个姓周的年轻人，粗壮，沉默，不爱说话，也不爱笑。他看她的眼神，像看一头牲口——不是厌恶，也不是喜欢，而是一种漠然的打量，仿佛在估算她值多少钱。
　　
　　可她没有选择。母亲做的主，媒人说的亲，她一个女孩子家，能说什么？
　　
　　出嫁那天，下着雨。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那天的雨也是细细密密的，落在花轿的顶棚上，发出沙沙的声响。贺双卿坐在花轿里，穿着借来的嫁衣，脸上涂着廉价的脂粉。她透过轿帘的缝隙往外看，看到绡山在雨中朦朦胧胧的，像一幅褪了色的画。
　　
　　她忽然想起自己十三岁时写的一首词。那时候她还不懂什么是愁，只是觉得春天过去了有些可惜。现在她懂了，可那首词已经写不出来了。
　　
　　花轿颠颠簸簸地走了半个时辰，到了周家。没有鞭炮，没有唢呐，没有闹洞房的亲戚。贺双卿被领进一间低矮的土坯房，那就是她的新房。
　　
　　新婚之夜，丈夫倒头就睡，鼾声如雷。她一个人坐在床边，听着窗外的雨声，一夜没睡。
　　
　　天快亮的时候，她在地上捡起一根烧焦的树枝，在墙上写了一行字：
　　
　　“薄命嫁樵夫，青山空对门。”
　　
　　写完之后，她看着那行字，又觉得不该写。这里是婆家，不是自己的家，墙上乱写乱画，婆婆看见了要骂的。她用手去擦，可焦炭的痕迹怎么也擦不干净。最后她只好弄了些泥巴，把那行字糊住了。
　　
　　糊得住墙上的字，糊不住心里的字。
　　
　　三、灶台与词笺
　　
　　婚后的日子，像一口永远不会烧开的水，温吞吞的，却烫得人难受。
　　
　　周家四口人：婆婆周母，丈夫周四（村里人都这么叫他），丈夫的弟弟周五，还有贺双卿。四口人的饭，她一个人做；四口人的衣服，她一个人洗；四口人的屋子，她一个人打扫。此外还要喂猪、养鸡、种菜、砍柴、舂米、磨面——从鸡叫忙到鬼叫，没有一刻闲工夫。
　　
　　婆婆周母是个极难伺候的人。她嫌贺双卿做饭咸了淡了，洗衣净了脏了，扫地快了慢了，走路重了轻了——总之，没有一样是顺眼的。她骂人的嗓门很大，隔着半条村子都能听见。村里人都知道周家媳妇受气，可没人敢说什么——家务事，外人不好管。
　　
　　丈夫周四是个闷葫芦，不爱说话，也不爱管事。他在外面砍柴卖柴，回家就是吃饭睡觉。婆婆骂贺双卿的时候，他既不帮腔，也不劝架，只是低着头扒饭，像什么都没听见一样。
　　
　　有时候贺双卿受了委屈，晚上躺在床上偷偷地哭。周四翻个身，嘟囔一句“哭什么哭”，就又睡过去了。
　　
　　贺双卿不恨他。她只是可怜他——一个连妻子哭都看不见的男人，他的心该有多硬？或者，他的心该有多空？
　　
　　唯一支撑她活下去的，是写词。
　　
　　可写词在周家是件奢侈的事。她没有纸，没有笔，没有墨，更没有时间。她只能用烧焦的树枝，在地上、在墙上、在劈柴上写。可婆婆看见了要骂——“写字能当饭吃？写字能当柴烧？有这功夫不如去喂猪！”
　　
　　于是她学会了偷着写。
　　
　　灶台后面有一块空地，是她写词的地方。每次烧火做饭的时候，她就趁婆婆不注意，拿起烧焦的树枝，在灶台后面的泥地上写。她写得很快，一边烧火一边写，写完了就用脚抹掉，免得被人发现。
　　
　　她在灶台后面写了很多词。那些词像灶膛里的火，烧得旺旺的，照亮了她灰暗的生活。可火是会灭的，词也是会消失的。她写了抹，抹了写，周而复始，像一场没有尽头的苦役。
　　
　　有一首《浣溪沙》，是她写在灶台后面的：
　　
　　“暖雨无晴漏几丝，牧童斜插嫩花枝。小田新麦上场时。
　　
　　汲水种瓜偏怒早，忍烟炊黍又嗔迟。日长酸透软腰支。”
　　
　　“汲水种瓜偏怒早，忍烟炊黙又嗔迟”——这两句写的是她一天的劳作。婆婆嫌她挑水种瓜太早，又嫌她生火做饭太迟。早也不行，迟也不行，怎么做都是错的。“日长酸透软腰支”——从早忙到晚，腰酸背痛，骨头都软了。
　　
　　这首词写得很淡，淡到几乎没有情绪。可正是这种“淡”，让人读来更加心酸。她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习惯了被责骂，习惯了被挑剔，习惯了日复一日的辛劳。她不再抱怨，不再哭泣，只是默默地做着一切，然后在灶台后面的泥地上，用烧焦的树枝，写下几行字。
　　
　　那些字，是她唯一的出口。
　　
　　四、邻家书生
　　
　　周家隔壁，住着一个姓史的书生。
　　
　　史书生名叫史震林，是丹阳县学的生员，家境殷实，为人正直。他早就听说了周家媳妇会写词的事，起初不信——一个农妇，怎么会写词？后来他偶然在周家的墙上看到了几行字，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站在那里愣了很久。
　　
　　他不敢相信，那些清丽脱俗的词句，竟然出自一个农妇之手。
　　
　　他找机会和贺双卿说话。起初贺双卿很害怕，怕婆婆看见，怕丈夫误会，怕村里人说闲话。可史震林是个君子，从不逾矩，只是偶尔在田间地头遇到她时，说几句关于诗词的话。
　　
　　“你的词写得很好。”他说。
　　
　　贺双卿低着头，不说话。
　　
　　“你应该把它们保存下来。”他说。
　　
　　贺双卿摇摇头：“我没有纸。”
　　
　　史震林第二天送来了一沓纸和一盒墨。贺双卿不敢收，推辞了半天，最后还是收下了。她把纸和墨藏在灶台下面的一个瓦罐里，趁婆婆不在的时候偷偷地用。
　　
　　有了纸和墨，她写得更勤了。她写田间的劳作，写山中的景色，写婆婆的责骂，写丈夫的冷漠，写自己的疲惫和孤独。她的词里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繁复的典故，只有最朴素的语言和最真挚的情感。
　　
　　史震林读到她的词，常常叹息。他叹息的不是词的好坏，而是一个如此才华横溢的女子，竟然被困在这样的境遇里。他说：“老天爷真是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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