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骂仗 (第2/2页)
前一期，余切批评了《当代》。
后一期，《当代》直指余切。
这是要打仗啊！
简直让人想起民国年间的互撕和对垒。因过去年代的影响，这种互相驳斥已经许久没在中华大地出现过了，两篇文章提起了不少人的兴趣！
京城，燕大和文学院的联合培训班。
余桦抱着两期《文艺报》拿来给管谟业看。他俩现在都进了培训班，而且成了上下铺。余桦经常不在宿舍内，找自己的爱人去了。管谟业比较老实，他一个人住在京城，就很少离开宿舍。
“余切为了路垚鸣不平，《当代》说余切胡说八道。”余桦言简意赅的说。
管谟业迅速看完这两期评论，然后说：“我得看了《平凡的世界》再做评论。”
“我看了，我看不下去，说实在的。”余桦说。
“我可以看下去。”
管谟业当真把彻底看完。他断断续续花了一天半的时间，看完后说：“这不差，《当代》编辑部眼光有问题，是应该道歉。”
余桦立刻说：“我相信你的眼光，你怎么说，我怎么说；但是《当代》针对余老师的文章怎么样？是不是也有问题？”
“我不懂军旅。”退伍兵管谟业说，“本质上，我并不懂军旅，我就不瞎说了。”
“——那我们写一篇文章支持余老师？”余桦说。
“他们两个打仗，关你什么事情？我的好几篇稿子发在《当代》，你也发过，你得罪他们干什么？”
“你恰恰说反了！”余桦道。“《当代》未必能把我怎么样，但余老师真提拔过我——如果不是他给我机会，我不一定比路垚好很多。”
管谟业沉默不语。他不一样，他的恩师是徐怀忠，就是写《西线轶事》、《阮氏丁香》的那位。徐怀忠是有军衔的，不是个简单的作者。
得益于这层关系，管谟业当年被推荐到杭城会议，以及后续的第一届文学院进修班，他从未使用过余切的任何资源。
余桦见管谟业一声不吭，又道：“我是为了作家共同的权益发话。”
管谟业还是没想好。
余桦说：“你尽管保持沉默，最后余切倒过来看的时候，肯定会瞧不起你。”
管谟业闻言，立刻说“我也写文章说两句话吧！”
“你看！”余桦兴奋极了，“我早说过，你和苏彤本质是一类人，你们都很倔，希望获得关键人物的认可——这个人就是余切！”
“你别说话了！”管谟业当然不会承认。但是，他俩随后还是写了文章做回应，也发去《文艺报》。
沪市，回到文学研究室的王安亿也组织起一批女作家，包括屈铁宁、邓晓华等人。这些女作家各自都很有实力，除此之外，他们的家族也较为有实力。
譬如先锋派作家邓晓华有个在江城大学做教授的哥哥，这个哥哥主要的研究成果，就是“邓晓华的如何如何代表文坛新锐力量”，写得多了，就把邓晓华也确实推起来了。
因此，邓晓华的哥哥，这位江城大学教授，自然也会为余切摇旗呐喊。
京城，东兴隆街一栋旧式木楼，这里是《十月》杂志社的所在地，余切的龙兴之地。《十月》编辑部上下自然都发动了起来，加紧加急为余切写了几篇辩护性质的文章。
“《平凡的世界》确实是好，只是军旅文学到底如何写，余切讲的是不是对的？其实我们也不知道。”陈东杰道。
“让专业的更专业，让职业作家写的更有普遍性。”张守任反复阅读余切写的那些话，确实有点不能理解。但是，张守任还是觉得应该先发文章才行。
“就发在《十月》这里吧！我们先看看情况，要是来不及，就出一个增刊！”张守任说。
“另外，要注意一些有没有新的军旅，尤其是那些符合余切定义的新。”
余切的回应则要比以上回应早得多。
《稿子是如何被退的》发表在周三，周五朱生昌等人的批评发表到位，到了下周一，余切的新文章也到位了。他连写了两篇文章，分别就文坛存在的“隐性规则”写了《‘当代’的‘内幕’》，军旅文学一事写了《让子弹飞一会儿》。
后一文且不用说，《‘当代’的‘内幕’》算是揭开了文坛近年来的规则：当今的文坛，实则是赢家通吃的圈子。作家和杂志都争相获取最稀有的资源——全国性的大刊物，以及最一流的作家。
大众越是对文学的热情消退，文学就越是如同死去的恒星一样，坍塌得水泄不通，成铁板一块！
王濛在京城印刷厂第一时间看了《文艺报》上的评论稿，特地打电话和余切说：“你这篇文章恐怕影响较大，还好没有发到《人民文学》上！”
“怎么，说得太刺痛人心？”
“是啊！”王濛叹道。他眼睛看向《文艺报》，这上面写了不少“隐性规则”：
——有关于“实验文学”为何会受欢迎上，余切写道，“眼下的中国人‘饿肚子’太多年，都是如饥似渴，不仅要读情感，还要读新思想、新观念、新形式、新手法。一些意识流的连标点符号都没有打，排山倒海，铺天盖地，存心让读者难堪！可是，读者却甘之如饴，因为这符合读者对于‘新文学’的想象。”
“这当然是不正常的，并且，把一些故弄玄虚的作家推到了他们不应当拥有的地位。一些朴实的作家不幸沦落，时代的一粒灰砸在了他（她）的头上。”
王濛看了大汗淋漓：因为他是“意识流”的领军人物，虽然近年来他已经不再创作，然而余切这些话，隐隐的也将矛头指向了他。
“你觉得我也有错？”王濛说。
“我不知道。”余切道。“但我认为，我们都是有资历的前辈，对现状应当负有一些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