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4章 北门学士辅 (第2/2页)
然而，当他将意见告知刘祎之、元万顷，请他们草拟正式批答时，两人却面露难色。刘祎之沉吟道：“殿下仁恕，欲化解纷争，用心良苦。然……据臣所知，天后对此类借推行新政之名、行苛酷之实，或借机攻讦实干之员的行为，历来深恶痛绝。去岁，相王亦有明示，新政推行，贵在实效，亦需防苛扰。若有借机生事、掣肘实干者，当严惩不贷，以儆效尤。此案中县令虽有过，其心在公；司马挟私报复，其行可鄙。若各打五十大板，恐寒了实心任事者之心，亦助长挟私攻讦之风。依臣愚见，不若明断是非，惩诫司马，申饬县令令其改过，并通报表彰该县增户辟田之绩，以示朝廷赏罚分明，支持实干之决心。”
李弘闻言，心中顿时了然。这已不仅是就事论事的政务建议，而是直接体现了武则天（以及李瑾）在推行新政过程中，“保护实干者，打击掣肘者”的鲜明立场和强硬手腕。他的“执中”调和方案，在母后和叔父的“大势”面前，显得过于“和稀泥”了。他沉默片刻，最终采纳了刘祎之的建议。因为他明白，这不仅仅是处理一桩地方纠纷，更是在维护某种政治导向和权威。
类似的事情多了，李弘心中难免产生一丝复杂的情绪。他感激北门学士们的辅佐，他们的能力毋庸置疑，他们的忠诚（对朝廷、对天后）也似乎无可指摘。但同时，他也清晰地感受到一种无形的“框架”或“轨道”。他的意志和判断，必须在天后（以及相王）设定的政策和****范围内运行。北门学士们，既是帮助他熟悉轨道的引路人，某种程度上，也是确保他不偏离轨道的监督者。这种认知，让他在倚重他们的同时，也保持着一份清醒的审慎与距离。
三、磨合与共进
李瑾敏锐地察觉到了太子与北门学士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他知道，纯粹的“监视”或“控制”并非长久之计，也非他本意。北门学士应该是桥梁，是润滑剂，是帮助太子成长的助力，而非隔阂。他需要促成双方建立更深层次的信任与默契。
一日，李瑾借商议“通才茂异科”首届开科具体细节之机，将刘祎之、元万顷等几位核心北门学士召至王府。
“诸公辅佐太子，夙夜匪懈，辛苦了。”李瑾开门见山，“太子仁孝聪敏，然毕竟年轻，于政务生疏，于时势洞察，犹需锤炼。有诸公在侧，本王与天后，方能稍安。”
刘祎之等人连忙躬身：“此乃臣等分内之事，不敢言劳。太子殿下勤学善问，仁德宽厚，实乃社稷之福。”
李瑾点点头，话锋微转：“太子天性仁厚，此其优点，亦可能成为其施政之顾虑。譬如，有时过于顾及各方情面，难下决断；有时，对律法纲纪之威严，体会不及天后深刻。诸公乃天后旧人，深谙朝局，更明大势。辅佐太子，不仅在于助其处理具体政务，更在于引导其明大势、知进退、懂权衡。此非易事，需诸公循循善诱，既不可使其失于宽纵，亦不可令其感到掣肘，失了锐气。”
这话说得很透。刘祎之等人都是聪明绝顶之人，立刻明白了李瑾的深意：既要确保太子不偏离“二圣”既定的大政方针，又要真心辅佐他成长，帮助他形成自己的判断力和执政风格，而不是简单地当一个传声筒或监视者。
元万顷道：“相王教诲，臣等谨记。太子殿下乃国之储贰，臣等自当竭诚辅佐，知无不言。只是……有时殿下仁心所至，所虑与天后既定之策略有参差，臣等进言，亦需把握分寸。”
“这正是诸公的价值所在。”李瑾道，“太子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看到事情的不同侧面。诸公熟悉天后执政之思虑，亦了解朝野之实情。当太子之见，与天后旧策或当下时宜有所出入时，不必急于否定，亦不必简单迎合。可为之剖析利害，比较短长，陈述天后当年如此决策之缘由，以及今日之情势有无变化。最终如何决断，自当由太子裁夺。即便一时不合，只要出于公心，言之有据，天后与本王，亦能体察。储君之成长，需在思辨与实践中完成，而非一味遵从。”
这番话，给了北门学士们更大的空间和更明确的任务——他们不仅是政策执行者，更是太子的“高级参谋”和“政策阐释者”，有责任帮助太子理解政策的深层逻辑，并在理解的基础上，形成更成熟、更符合实际的判断。
带着李瑾的这番嘱托，北门学士们再与太子相处时，心态和方式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不再仅仅是提供“标准答案”或“天后倾向”，而是更多地引导太子自己去分析、去辩论、去权衡。
一次，讨论到如何处置一批在“毁寺熔像”过程中，有“阳奉阴违、藏匿法器”之嫌的地方僧官。李弘觉得，首恶已惩，这些从犯或许可网开一面，以显朝廷宽大。刘祎之没有直接反对，而是问：“殿下可知，当初天后与相王为何要下决心整顿佛寺，乃至不惜‘毁寺熔像’？”
李弘答道：“自是因寺院经济膨胀，侵夺民田，规避赋役，且有不法僧徒借机惑众，有损国计民生，亦威胁朝廷权威。”
“正是。”刘祎之点头，“然此等积弊，非一日之寒。地方僧官，身处其境，与地方豪强、信众乃至不法之徒，往往盘根错节。朝廷政令下达，彼辈或明遵暗违，或虚与委蛇。若此次藏匿法器者，轻易放过，则其他观望者会作何想？是否会以为朝廷雷声大、雨点小，法令可欺？日后推行其他政令，是否还会遇到类似掣肘？惩一儆百，非为苛酷，乃为立信。信立，则令行禁止。”
元万顷补充道：“殿下仁恕，可泽及罪囚本人。然法之威严，关乎政令畅通，关乎朝廷威信，此乃大局。对此辈，可按律惩处，以儆效尤。然对其家眷，若无参与，可不予株连，此亦为仁。于法当严，于情可悯，二者并非不可兼顾，关键在于区分对象，把握尺度。”
李弘沉思良久，最终接受了他们的意见，批示“按律查办，不得宽纵。其无干家眷，勿得牵连。”他感觉到，这一次的决定，不是被说服，而是在更深入理解政策背景和利害关系后，自己做出的更成熟判断。而刘祎之等人的角色，也从“监督者”、“指导者”，逐渐向真正的“辅佐者”、“启迪者”转变。
随着时间推移，一种新的、更为健康的互动模式在东宫明德殿内形成。李弘依然尊重并倚重北门学士们的经验与智慧，但不再盲目依赖或被动接受。他开始更主动地提出问题，更深入地探究政策背后的逻辑，甚至在有些问题上，能提出让北门学士们也需认真思考的见解。而北门学士们，在恪守对武则天和李瑾忠诚的前提下，也越来越多地将太子的成长与帝国的未来联系起来，更真诚地为他出谋划策，开始有意识地为这位未来的君主，培养属于他自己的政务视野和决策能力。
麟德二十二年的冬天，就在这繁忙而有序的政务处理、以及太子与北门学士团队日渐深入的磨合中悄然来临。殿外的寒风呼啸，殿内却是灯火常明，讨论政事的声音时常持续到深夜。刘祎之、元万顷等人，不仅是太子的“文胆”与“智库”，也逐渐成为他观察朝局、理解新政、乃至窥探母亲执政风格与深层思维的一扇重要窗口。而李弘，这位年轻的储君，正在这群特殊辅佐者的帮助下，一点点褪去青涩，一步步走向帝国权力舞台的更中央。这潜移默化的影响与塑造，其意义，或许比处理成千上万份奏疏更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