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生者之书 (第1/2页)
1937年12月21日—1938年1月15日，南京·金陵大学安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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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伤疤
疼。
这种疼和枪伤的锐痛不同，是缓慢的、深层的、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钝疼。像有什么东西在身体里生根发芽，每长一寸，就扯动一次神经。
林征——还是周水生——躺在金陵大学礼堂临时改成的医院里。
说是医院，其实只是在地上铺了一层稻草，再铺上从废墟里捡来的破棉被。几百个伤员挤在一起，**声此起彼伏，空气里弥漫着脓血、汗臭和廉价消毒水混合的刺鼻气味。
他的左腿被夹板固定着，伤口已经结痂，但骨头还需要时间愈合。
“能活着就不错了。”隔壁床位的老兵说。他叫马大山，四十多岁，左臂被砍断，伤口感染，高烧三天才退，“你看那边那个，肠子都流出来了，硬是撑到现在。”
林征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角落的草铺上，躺着一个年轻人，最多二十岁。腹部缠着厚厚的绷带，血还在渗。眼睛睁得很大，望着屋顶的木梁，一动不动，像死人。只有胸口微弱的起伏证明他还活着。
“他叫什么？”林征问。
“不知道。”马大山摇头，“送进来的时候已经昏迷了。医生说他撑不过今晚。”
林征沉默。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因为说什么都没用。
在死亡面前，语言是苍白的。
“你是哪儿人？”马大山问。
“城南，酱园店的学徒。”
“学徒啊……我儿子也是学徒，在铁匠铺。今年十七了。”
马大山顿了顿，声音突然变得很轻：
“不知道还活着没有。”
林征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答案大概率是否定的。
“你呢？”马大山又问，“怎么活下来的？”
“有人救了我。”林征说，“一个开棺材铺的老人。”
他把老郑的故事讲了一遍。
讲地下室的七日，讲老郑的枪伤，讲最后的掩护。
马大山听完，沉默了很长时间。
然后他说：“好人。”
就两个字。
但说得很重。
像是在给老郑的一生下结论。
“你是好人。”马大山又说，“能记住他，就是好人。”
“我……什么也做不了。”林征说，“只能记住。”
“记住就够了。”马大山说，“死人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人记住他们。我要是死了，也希望有人能记住，南京城里有个叫马大山的断臂兵，曾经活过。”
这话让林征心头一震。
他想起了***。
想起了那个在731部队的铁床上，临死前说出自己名字的年轻人。
想起了老郑。
想起了李有田。
想起了所有那些死去的人。
他们都希望被人记住。
但大多数人，注定被遗忘。
“我想……写下来。”林征突然说。
“写什么？”
“写老郑的故事。写地下室的七日。写南京城正在发生的一切。”
马大山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笑了。
笑容很苦，但很真诚。
“写吧。”他说，“写下来，让后人知道。让我们这些死人，在纸上再活一次。”
写。
用什么写？
林征环顾四周。
稻草，破布，血污的绷带。
什么都没有。
“给。”
一只枯瘦的手伸过来，手里拿着一截铅笔头。
是隔壁床位的老人，七十多岁了，满脸皱纹，眼睛却还清亮。
“我孙子留下的。”老人说，“他喜欢画画，总揣着铅笔。鬼子进城那天，他跑散了，铅笔掉在地上，我捡起来了。”
老人顿了顿，声音哽咽：
“现在用不上了。给你吧。”
林征接过铅笔。
只有食指那么长，笔芯磨得只剩一点点。
但足够写字了。
“还有这个。”
又有人递来东西。
是一本破旧的账本，封面烧焦了一角，内页发黄，但还能用。
“我是账房先生。”递本子的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戴着破碎的眼镜，只剩一个镜片，“鬼子烧了我的铺子，我抢出了这本账本。现在没账可算了，给你写东西吧。”
林征接过账本。
翻开。
第一页是去年的收支记录：
一月：进棉布三十匹，出银元五十
二月：进染料二十桶，出银元四十
**三月：……
翻到后面，是空白页。
“写吧。”账房先生说，“把我们这些人的故事，都写进去。让这本账本，记点真正重要的东西。”
林征握紧铅笔，翻开第一页空白。
想了想，写下：
《南京生者书》
记录人：周水生
时间：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起
地点：金陵大学安全区
然后，他写下第一个故事：
郑掌柜，六十七岁，棺材铺老板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于中华门附近救下六人
藏于米店地下室七日
十二月二十日，为掩护众人撤离，死于日军枪下
遗言：活着，把这里的事告诉世界
写完后，他把这一页给马大山看。
马大山识字不多，但勉强能看懂。
“写得好。”他说，“下一个写谁？”
“写你。”林征说。
“我有什么好写的？一个断臂的老兵。”
“就写断臂的老兵。”林征翻开新的一页，“你叫什么？哪儿人？怎么受的伤？”
马大山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始说：
“我叫马大山，安徽滁州人，四十二岁。原是国军八十八师的兵，淞沪会战时受了伤，退伍回家。今年十月，听说鬼子要打南京，我又回来了。不是当兵，是当民夫，帮忙修工事。”
“十二月十二日，中华门失守。我和几十个民夫被困在城里，想从水西门突围。刚出城门，就遇到鬼子的机枪。”
“我左边的老王，脑袋被打碎了。我右边的小李，肚子被打穿了。我扑倒在地，左臂被流弹打断。血像喷泉一样往外冒，我想这回完了。”
“但没死成。一个路过的德国人——安全区的外国人——把我拖进了卡车，送到了这里。”
他说得很平静。
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林征一字一句地记下来。
写完后，他问：“你有什么话，想留给后人吗？”
马大山想了想。
“就写：马大山，中国人，打过鬼子，断了一条胳膊，不后悔。如果后人问为什么，就说：因为我是中国人。”
林征写下来。
写完后，他把这一页给马大山看。
马大山看了很久，然后说：“值了。”
“什么值了？”
“这条胳膊，值了。”马大山说，“至少有人知道，它是怎么断的，为什么断的。”
林征感到鼻子发酸。
一条胳膊。
一条命。
一个故事。
这就是战争的全部。
第二周：名字
账本开始变厚。
林征的腿还没好，但已经可以坐起来写字了。每天，都有伤员来找他，讲自己的故事。
“我叫陈阿婆，六十三岁，住夫子庙。鬼子进城那天，我儿子、儿媳、孙子都被杀了。我躲在灶膛里，活了下来。”
“我叫赵小虎，十五岁，学生。我们班三十七个人，现在只剩我一个了。”
“我叫孙寡妇，四十八岁，卖豆腐的。我丈夫三年前病死了，儿子当兵去了，现在生死不明。我的豆腐坊被烧了，但做豆腐的手艺还在。等太平了，我还做豆腐。”
一个个名字。
一个个故事。
林征都记下来。
他用那截铅笔头，在账本上写下：
陈阿婆，夫子庙居民，全家遇难，独活
赵小虎，十五岁学生，全班三十七人仅存其一
孙寡妇，豆腐坊主，丈夫病死，儿子从军，豆腐坊被焚
每写一个名字，就感觉肩上的重量增加一分。
因为每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条命，一段人生，一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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