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余烬、新芽与第五代的计算 (第1/2页)

1723-1730年
　　
　　阿姆斯特丹的秋天来得一年比一年萧索，或者说，是观察者的眼睛一年比一年更能看见萧索。1723年的十月，扬二世坐在航运公司顶楼的办公室里，透过窗玻璃上的雨痕看出去，港口的船只依然稠密如鲱鱼群，但他知道其中有多少是空船等待货单，有多少是抵押给银行却运不值钱货物的幽灵船。
　　
　　七十四岁的他，手边的账本摊开着最新季度的报表：收入栏的数字像退潮般稳定下降，支出栏却像涨潮般顽固上升。医生说他心脏的状况“令人担忧但尚可管理”，他觉得这话用来形容荷兰经济也很合适。
　　
　　秘书敲门进来，带来一个年轻人——不，已经不算年轻了，三十岁左右，但在他眼中仍是孩子。
　　
　　“威廉先生来了。”
　　
　　威廉——扬二世的孙子，现在三十岁整，三年前自己的投资公司在南海泡沫中损失惨重后，沉寂了一段时间，最近又以新面貌出现。他今天没穿交易所那种过于正式的服装，而是简单的深色外套，看起来更像是学者而非金融家。
　　
　　“祖父，”威廉礼貌地点头，眼神里有种扬二世不熟悉的光芒——不是狂热，是某种冷静的探索欲，“我想和您谈谈公司的事。”
　　
　　“又是新的‘金融产品’？”扬二世略带讽刺地问，但语气缓和，因为他其实欣赏孙子的头脑，即使不理解孙子的世界。
　　
　　“不，是更根本的问题。”威廉走到墙边的海图前，“范德维尔德航运公司，成立于……1678年？战后重建时期。主要航线：波罗的海木材和铁，地中海葡萄酒和橄榄油，偶尔接军方合同。传统、可靠、但……”
　　
　　“但利润率在下降，我知道。竞争加剧，成本上升，英国船更便宜，法国关税更高。你要说的新意是什么？”
　　
　　威廉转身：“新意是，我们可能在看错误的地图。祖父，您看世界的方式是航线、港口、货物。但真正驱动贸易的不是这些，是……”他停顿，寻找合适的词，“是信息差、信用网络、风险定价。阿姆斯特丹还在交易鲱鱼和香料，但伦敦已经在交易未来、交易概率、交易‘如果’。”
　　
　　“说具体点。”
　　
　　“具体就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某家英国航运公司，是劳埃德咖啡馆里那些为船舶风险定价的人。他们不拥有一艘船，但决定哪艘船能得到保险、以什么利率、从而决定哪艘船能出航。”威廉的语速加快，“还有，我们依赖的VOC……您知道他们最新的财务把戏吗？”
　　
　　扬二世示意他继续。
　　
　　“他们在发行‘香料期货债券’。不是用已有香料做抵押，是用‘预期未来五年肉豆蔻收成’的估值做抵押。然后这些债券被切成碎片，重新包装，再出售。”威廉苦笑，“我在交易所见过最离谱的产品：一份基于‘假设VOC在班达群岛发现新肉豆蔻树林’可能性的期权合约。假设！没有树，只有假设。”
　　
　　扬二世沉默了很久。雨敲打着窗户，像无数细小的手指在计数。
　　
　　“所以你的建议是？”他终于问。
　　
　　“两条路，”威廉竖起两根手指，“一，完全转型：卖掉实体船只，转型为航运金融和风险管理公司。我们比任何人都懂航运的实际风险，可以用这个知识来定价、交易、赚钱——不用自己开船。二，极端务实：放弃长途贸易，专注短途、可靠、基础物资的运输。像……像曾曾祖父时代的鲱鱼贸易，短平快，不追求暴利，追求稳定。”
　　
　　“你选哪条？”
　　
　　“我选第一条，因为那是未来。但公司应该选第二条，因为……”威廉难得地犹豫了，“因为我们姓范德维尔德。我们的根基是实体货物、真实航线、可触摸的风险。金融是幻影，虽然诱人。”
　　
　　扬二世惊讶地看着孙子。这孩子在泡沫破裂后似乎学到了比赚钱更重要的东西：自知之明。
　　
　　“那就第二条，”他说，“但需要改革。我们需要更小的船、更灵活的航线、更低的成本。还有……”他停顿，“需要你参与管理。不是作为金融天才，而是作为需要学习实体业务的继承人。”
　　
　　威廉点头：“我同意。但有一个条件：我要带一个人进公司。我的表妹，卡特琳娜的女儿索菲亚，刚从巴黎回来。”
　　
　　“那个跟伏尔泰混在一起的女孩？”扬二世皱眉。
　　
　　“她不是‘混在一起’，是在协助他整理荷兰思想家的著作。而且她带回了一些……有趣的见解。”
　　
　　索菲亚·范德维尔德踏入家族公司会议室时，带来了一股不属于阿姆斯特丹的气息。不是香水味——她穿着简单，深蓝色连衣裙没有任何装饰——而是一种思想的气场。二十二岁，黑发，眼睛像她外祖母玛丽亚一样锐利，但多了一种哲学家的疏离感。
　　
　　“谢谢您见我，外叔公，”她称呼扬二世的正式头衔，“威廉表哥说您愿意听听新想法。”
　　
　　“只要不是建议我们改行卖法国哲学书，”扬二世难得地尝试幽默，“听说你在巴黎和伏尔泰先生工作？”
　　
　　“整理他的手稿，主要是关于荷兰的部分。”索菲亚坐下，姿态优雅但毫无做作，“伏尔泰先生正在写一篇长文，比较欧洲各国的‘民族性格’。关于荷兰，他有个有趣的观察：荷兰人把一切都变成了交易，甚至包括思想。”
　　
　　“这不是批评，”她快速补充，“他认为这是荷兰伟大的原因，也是……限制。当自由成为商品，宽容成为卖点，创新成为投资，就会失去某种纯粹性。”
　　
　　扬二世想起弟弟扬叔叔——画家扬，他晚年也说过类似的话：“艺术不应该被账本束缚。”
　　
　　“所以你的建议是？”他问。
　　
　　“不是建议，是观察，”索菲亚说，“我在整理荷兰黄金时代的哲学家著作：斯宾诺莎、格劳秀斯、笛卡尔（虽然他是法国人，但大部分时间住在荷兰）。他们能在荷兰蓬勃发展，因为这里的思想市场是自由的——各种思想竞争，最好的胜出。但现在……”
　　
　　“现在怎样？”
　　
　　“现在思想市场在萎缩。莱顿大学还在，但更多是职业培训而非思想探索。出版社还在印书，但更多是实用手册而非哲学著作。荷兰曾经是欧洲的‘思想交易所’，现在只是……商品交易所。”
　　
　　扬二世思考着这话。他想起了父亲小威廉常说的：“荷兰的强项是计算，但计算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所以呢？”他问，“你要我资助哲学研究？”
　　
　　“不，”索菲亚微笑，“我要建议公司做一件很小但象征性的事：在每条船上放一个小图书角。不是宗教书，不是商业手册，是历史、哲学、科学。水手们长途航行时有时间阅读。也许不能改变什么，但……是一种姿态。”
　　
　　“什么姿态？”
　　
　　“荷兰不只是运送货物的国家，也是运送思想的国家。即使现在衰落了，也不应忘记这个传统。”
　　
　　扬二世答应了。成本很低，潜在回报无法计算——这正是问题的核心。范德维尔德家族擅长计算可计算的东西，但世界越来越被不可计算的东西驱动：思想、信任、象征意义。
　　
　　与此同时，在莱顿，玛丽亚的农业研究所面临着生存危机——不是资金危机，是意义危机。
　　
　　1718年培育的抗病小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五个省，帮助稳定了战后粮食供应。但政府的新政策是：减少农业补贴，鼓励“经济作物”如亚麻、染料植物，这些能出口赚外汇。
　　
　　“但粮食安全呢？”玛丽亚在省议会的听证会上质问，她六十七岁了，声音依然有力，“如果我们只种能卖钱的东西，饥荒来了怎么办？”
　　
　　财政官员礼貌但冷淡地回答：“范德维尔德夫人，荷兰需要硬通货来偿还债务。粮食可以从波罗的海进口，更便宜。这是比较优势原理。”
　　
　　“比较优势？”玛丽亚重复这个词，觉得它像某种咒语，把复杂现实简化为冰冷公式，“所以如果我们擅长金融，就只做金融；擅长贸易，就只做贸易；土地、农业、粮食安全……让别人去做？”
　　
　　“效率最大化，夫人。这是现代经济。”
　　
　　听证会结束后，玛丽亚在莱顿大学的回廊里遇到了女婿约翰。退役上校现在在大学教军事史，但学生稀少——和平年代，年轻人对战争史不感兴趣。
　　
　　“他们说得对，”约翰挽住她的手臂，两人慢慢走着，“从纯经济角度。”
　　
　　“但国家不是纯经济，”玛丽亚说，“国家是人、土地、记忆、未来。如果只计算短期利润，我们会失去长期生存能力。”
　　
　　“就像军队，”约翰说，“和平时期削减军费，看似明智，直到战争爆发发现没有准备好的军队。农业也一样：平时依赖进口，看似便宜，直到供应中断。”
　　
　　他们走到研究所的实验田边。秋日的阳光下，耐盐小麦金黄色的穗子低垂，这是她半生工作的成果。但旁边新开辟的一小块地里，种着靛蓝植物——经济作物，能卖好价钱。
　　
　　“妥协，”玛丽亚轻声说，“我种一部分经济作物，卖钱维持研究所；种一部分粮食作物，因为这是对的。不完美，但可持续。”
　　
　　约翰握住她的手：“你外祖父老威廉会理解的。他那个时代就在妥协：反抗西班牙，但继续和他们贸易；追求自由，但计算成本。”
　　
　　玛丽亚想起母亲卡特琳娜，那个在莱顿围城后推广土豆的坚强女人。三代女性，都在与土地打交道，都在对抗短视，都在坚持某种超越利润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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