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终局：破产的共和国与家族的新生 (第1/2页)

第二十六章终局：破产的共和国与家族的新生（1740-1795）
　　
　　一、余额不足的战争
　　
　　1780年12月，北海
　　
　　小威廉·范德维尔德（第六代，为了区别，我们叫他威廉六世）在“莱顿商人号”的甲板上吐出了今天的第三顿早餐时，第一次对自己加入海军的决定产生了怀疑。不是因为晕船——范德维尔德家族的人天生就适应颠簸——而是因为他终于理解了曾祖父扬二世笔记里的一句话：“战争最大的荒谬在于，你为抽象的原则而死，而原则的价格每天都在交易所浮动。”
　　
　　二十岁的他，刚完成莱顿大学的法学课程，本该去阿姆斯特丹的律师事务所实习，却像家族里每一代至少一个男性那样，选择了海军。区别在于，他的曾祖父是为共和国而战，祖父是为英荷联盟而战，而他，是为一场没人理解原因的战争。
　　
　　第四次英荷战争（1780-1784）爆发的理由复杂得像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最新的衍生合约：英国抗议荷兰在北美独立战争中秘密支持美国；荷兰抗议英国拦截中立国船只；双方都指责对方违反早已没人记得的古老条约。实质是：英国想彻底终结荷兰的残余海上力量，而荷兰……嗯，荷兰可能只是习惯性参战，就像老人习惯性摸口袋找不存在的钥匙。
　　
　　“英国‘勇猛号’正在逼近！”瞭望员的喊声撕裂了寒风。
　　
　　威廉六世擦掉嘴边的呕吐物，强迫自己站直。他所在的这支舰队——如果六艘老旧战舰能称为舰队的话——正在护送一支商船队通过北海。英国海军像猫捉老鼠一样戏耍他们：不立刻击沉，而是不断骚扰，测试反应。
　　
　　“他们有多少门炮？”舰长问，声音平静得像在问天气。
　　
　　“至少七十四门，船长。我们……”炮手长咽了口唾沫，“我们每艘船不超过四十门。”
　　
　　舰长点点头，转向威廉六世：“中尉，你学过国际法。根据现行海事法规，如果我们悬挂白旗并承诺不抵抗，他们应该允许商船通过，对吗？”
　　
　　“理论上，是的，船长。但英国人在这次战争中不太遵守——”
　　
　　“挂白旗，”舰长打断，“让商船继续。我们……留下来聊聊。”
　　
　　命令迅速执行。六艘荷兰战舰转向，面对七十四门炮的英国巨舰，升起白旗。商船队趁机加速逃离。
　　
　　英国战舰靠近，舷侧炮口全部打开，像猛兽露出獠牙。一位英国军官通过喇叭喊话：“投降，或者沉没。”
　　
　　舰长对威廉六世苦笑：“看，这就是现代战争：效率优先。我们花四十年建造这些船，他们花四十分钟决定其命运。”
　　
　　投降过程文明得令人不安。荷兰船员被转移到英国船上，获得基本尊重——毕竟都是海员，只是效忠不同国旗。威廉六世被带到英国舰长室，那位英国绅士正在喝茶。
　　
　　“范德维尔德？”英国舰长看着投降人员名单，“阿姆斯特丹的范德维尔德家族？”
　　
　　“是的，先生。”
　　
　　“有趣。我的祖父曾与一位威廉·范德维尔德合作过——运输业务，马尔堡公爵时代的事。他说你们家族‘可靠得像英国钟表，但收费像瑞士钟表’。”
　　
　　威廉六世不知道该笑还是该保持尊严。最终他说：“那是我的曾祖父，先生。”
　　
　　“世界真小，”英国舰长递过一杯茶，“喝吧。战争归战争，礼貌归礼貌。”
　　
　　喝茶时，威廉六世得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就在他们投降的同一天，英国海军在加勒比海俘获了整个荷兰西印度公司的留守舰队，并占领了苏里南的主要种植园。
　　
　　“你们的海军，”英国舰长委婉地说，“可能……需要现代化。而你们的财政，据我们所知，可能负担不起现代化。”
　　
　　被关押在朴茨茅斯的战俘营期间，威廉六世有时间思考这些。战俘营条件尚可——英国人对军官还算客气——但屈辱感深入骨髓。更糟的是，他从新来的战俘那里听说，阿姆斯特丹的国债价格已经跌至面值的百分之二十五。
　　
　　“国家破产了，”一个被俘的财政官员说，他是在前往法国求援的船上被截获的，“不是技术性违约，是彻底破产。政府连士兵的薪水都发不出，更别说造新船了。”
　　
　　威廉六世在战俘营的墙壁上，用偷来的炭笔计算：荷兰海军剩余战舰数量vs英国海军战舰数量；荷兰年度军事预算vs战争每日消耗；荷兰国债总额vs预计战后赔款。
　　
　　数字不会说谎。荷兰已经输了，只是还没签字。
　　
　　二、账簿上的革命
　　
　　1784年，阿姆斯特丹
　　
　　扬三世（第五代，威廉五世的堂兄，索菲亚的弟弟）坐在家族信托基金办公室里，面前摊开的不是账本，而是一份《巴黎和约》的副本。条款残酷得像外科手术：荷兰割让锡兰和印度的一些贸易站给英国；同意英国军舰自由通过荷兰控制的航道；赔偿……一大笔钱，具体数字还在谈判。
　　
　　但更让他心烦的是窗外阿姆斯特丹街头的景象。战争结束了，但经济没有恢复。相反，因为战争期间英国封锁造成的损失，加上巨额赔款，荷兰的财政彻底崩溃。
　　
　　他的姐姐索菲亚——现在六十九岁，依然主持着那个思想沙龙——走了进来，没打招呼就直接说：“他们来了。”
　　
　　“谁？”
　　
　　“爱国者党人。还有奥兰治派的暴徒。他们在运河桥那边对峙，可能很快打起来。”
　　
　　扬三世走到窗边。远处，两群人举着不同的旗帜：一边是爱国者党的红白蓝三色帽，一边是奥兰治派的橙色绶带。口号声隐约可闻：“改革！民主！”vs“秩序！传统！”
　　
　　“所以这就是结局？”他轻声说，“我们输掉了对外战争，现在开始内战？”
　　
　　“历史老师说，帝国的崩溃总是从边缘开始，最后到心脏，”索菲亚走到他身边，“荷兰的心脏是阿姆斯特丹，而阿姆斯特丹正在分裂。”
　　
　　分裂的不仅是街头。家族内部也在分裂。扬三世的儿子（威廉六世）还在英国战俘营，但女儿安娜嫁给了爱国者党的一位年轻律师，坚信“共和国需要彻底民主化”。而他的侄子（索菲亚的儿子）却在奥兰治派的民兵组织里担任小头目。
　　
　　“昨天晚上，安娜和她表兄在我家客厅里吵架，”索菲亚说，“一个说威廉五世执政是专制的残余，一个说爱国者党是法国颠覆势力的傀儡。最后安娜说：‘至少法国人知道怎么革命！’她表兄回敬：‘然后知道怎么砍头！’”
　　
　　扬三世苦笑。这就是1780年代的荷兰：输掉了外部战争，内部争吵如何分配失败的成本。爱国者党（主要是城市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想要美国式的民主改革；奥兰治派（传统贵族、部分农民、保守加尔文主义者）支持世袭的执政威廉五世，认为只有强大中央权力能恢复秩序。
　　
　　而真正的权力——金钱——正在悄悄溜走。扬三世这周已经处理了三笔资产转移：家族信托基金把最后一部分荷兰国债折价出售（损失百分之七十），将资金转移到汉堡的银行；两家长期合作的商行宣布把总部迁往伦敦；连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最古老的交易员都在考虑退休后搬去瑞士。
　　
　　“你在想什么？”索菲亚问。
　　
　　“在想曾祖父老威廉，”扬三世说，“他在莱顿围城时，至少知道敌人是谁：西班牙人，在城外。我们的敌人在哪里？英国人？法国人？还是……我们自己？”
　　
　　索菲亚沉默片刻，然后说：“我在整理伏尔泰先生的遗稿时，发现他一段未发表的笔记。他说：‘荷兰人发明了现代商业，但忘记了商业需要信任；发明了宗教宽容，但忘记了宽容需要共识；发明了共和国，但忘记了共和国需要公民。’”
　　
　　“尖锐。”
　　
　　“但准确。我们变成了……账本上的民族。一切都可以计算、交易、量化。甚至忠诚，甚至原则，甚至自由。”索菲亚指向窗外的对峙人群，“现在账本破产了，我们不知道除了计算还能做什么。”
　　
　　那天晚上，扬三世在家族账本上记录：
　　
　　“1784年，《巴黎和约》签署。第四次英荷战争结束。我们失去了殖民地、舰队、尊严，还有……国家的共识。
　　
　　爱国者党和奥兰治派在街头对峙，就像两个穷人在争夺一件破外套——外套已经遮不住寒冷，但他们只有这件。
　　
　　信托基金完成了资产转移。不是不爱国，是务实：如果国家沉没，至少家族能幸存。这是范德维尔德家族一百五十年的智慧：在风暴来临前调整船帆。
　　
　　但我感到深深的悲哀。不是为失去的财富或权力，是为失去的可能性：荷兰曾经可以成为不同的国家——商业但不贪婪，务实但不庸俗，自由但不混乱。现在它只是……又一个衰落的帝国，内部争吵着如何分配残骸。
　　
　　威廉六世还在战俘营。希望他回来时，荷兰还有值得回归的家园。”
　　
　　三、法国人的礼物
　　
　　1795年1月，海牙
　　
　　安娜·范德维尔德-德弗里斯（第五代，索菲亚的女儿，爱国者党律师的妻子）站在海牙议会大厦的台阶上，看着法国革命军列队进入城市，心情复杂得像一杯没调匀的鸡尾酒：三分希望，三分恐惧，三分困惑，还有一分她不愿承认的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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